翻譯與政治能有什麼關係呢？莫非是翻譯的政治類的著作對政治的走向起了影響？非也，我這裡的翻譯是名詞，指的是歷史上在統治機構中曾經出現過的翻譯人員，又稱通事。
我們在抗日題材的影視劇中，大概很容易見到翻譯官形象，非尖嘴猴腮即狀若肥豬，個頂個地狐假虎威幫著日本鬼子欺壓中國人，看起來比日本人更可恨。在實際歷史過程中，有沒有行為好一點的，能暗中保護一下貧弱的老百姓的？想來是有的，比如身處南洋的著名作家郁達夫，似乎也隱名埋姓地給日本人做過翻譯，據說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估計像郁達夫這樣的人畢竟是少的，而且日本統治者一個個蠻橫的命令，往往在中國老百姓耳朵里聽來，都是從翻譯官的嘴裡冒出來的，所以，這些人遭人恨，也是該著的事。在中國的歷史上，像抗戰時期淪陷區那樣，統治者需要藉助翻譯的情景，其實並不少見。在南北朝的北朝初期，以及金元兩朝，通事都是政府里必不可少的官員。其實清朝政府機構里也有翻譯，但主要在朝中從事文字檔案的翻譯，並不直接與老百姓打交道。
我們已經習慣於認為，幾乎所有少數民族王朝都接受了漢化，好像他們一進入中原，就立馬向優越的漢族文化低下了頭。其實，他們的漢化程度實在是大不一樣的，而且漢化的過程也並非都那麼自覺自愿。特別是當他們剛剛鐵騎橫掃了中原的時候，作為勝利者，其實並不樂意吃那個辛苦學習被征服者的語言文化，他們心裡肯定認為沒有這個必要。正因為如此，在少數民族政權里，才普遍存在著藉助翻譯直接治民的情況，金元兩朝尤甚。據史料說，金人入主中原之後，「凡官漢地者，皆置通事」，而做通事的人，一沾上權力的邊，幾乎馬上就發現了其中的含金量，於是「高下經重，舞文納賄，人甚苦之」。燕京（現在的北京）這個地方當時出了這麼一檔子事，說是有位從事經濟活動的和尚不知怎麼一來與他的交易對象發生了經濟糾紛，對方欠錢不還，於是和尚將官司打到了金朝的燕京留守那裡。誰想那個欠錢的人事先賄賂了通事，在公堂之上，任憑和尚千說萬訴，而通事只告訴金人的留守說，因為近來久旱少雨，和尚想要自焚以動上天，為百姓求雨。留守大人一聽這是好事，於是不由分說就將和尚拉出去架上柴火燒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十八）。
這個和尚死得真是比竇娥還冤，究其原因，翻譯無論如何脫不了干係，但是這種藉助翻譯審案的體制恐怕責任更大。作為強勢一方的異族統治者，很少有樂意學習被統治者語言文化的，因為他們看不起這些語言和文化。古代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如此，近現代的西方殖民者也如此。他們不是不知道藉助翻譯介體進行統治的弊病，但他們寧願這樣做，因為這樣做，可以逼使被統治的民族學習他們的語言，從而實現文化上的同化。還在中國的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存在士人自覺地學習鮮卑語，以求躋身異族官場的現象（參見《顏氏家訓》）。而對於現代的西方殖民地來說，這種情況就更加普遍，被統治的民族如果不自覺地主動同化於殖民者，那麼就任何前途都沒有。如果說，古代中國統治中原的少數民族因為與漢族的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優勢的漢文化最終沒有被同化反而同化或者部分同化了對方，那麼在近現代條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似乎沒有多少抵抗西方同化的本錢。
今天的世界，英語已經成了一種不是世界語的世界語，究其根本，不能說不與當年日不落帝國無所不在的殖民統治有關。而說英語的美國，在今天又憑藉其超強的經濟和政治、軍事甚至文化實力，在無形之中強化了英語的地位。當世界幾乎所有的椅子坐上去的規則都是用英語寫的，那麼想坐上去的後來者，不學習英語幾乎是沒有絲毫辦法的。
在英語鋪天蓋地而來的背後，是不發達世界的民族語言乃至文化不可諱言的沒落。儘管抵抗的聲音一直有，而且喊得還相當響，但沒落卻依舊是沒落。君不見連號稱擁有世界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的中國，連學文史的大學生已經有不少看不懂文言文了，而他們在大學期間，工夫花得最多的是學英語。而學者中能熟練運用英語寫作的，顯然要比雖然不懂英語，但母語水平相當高的人地位高得多。至於其他的小民族，語言被忘記，文化在流失，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就像鼓吹生物多樣性的人們在拚命倡導動植物保護，可每年依舊有大量的生物物種在消失一樣，弱勢文化的泯沒恐怕至少在目前依然是個沒有停下腳步的趨勢。
也許有那麼一天，人們發現所有的人都在講一種語言，上帝當年在巴比倫塔前的陰謀終於破產了，人們可能最終修成了通向天國的巴比倫塔，多少代人幻想的世界大同終於實現了，可是就是不知道應該慶幸呢還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