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談誤國」幾乎成為歷史界的某種定論，據說「清談大師」王衍臨死前就是這樣「招供」的：「嗚呼，吾曹雖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晉書》卷四三《王衍傳》）似乎也怨不了別個。不過，細究起來，好像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中國人是個喜歡刨根究源的民族，可惜頭腦又偏偏過於簡單化和直線化。無論哪朝哪代出了毛病，總會就近找出點原因，把屎盆子往上一扣就算完事。先是女人倒霉，大老爺們丟了江山社稷，不知怎麼都怨女人的臉蛋太漂亮，把男人給迷壞了。後來又賴到士風和學風上，「五胡亂華」賴清談誤國，唐朝毀了賴朋黨太多，宋朝亡了賴理學過盛，明朝完了賴士大夫都談「心性」，清朝衰了就賴講考據的光鑽故紙堆。其實，我們這些後來學史的人不應該跟著古人瞎起鬨，在有了電腦和網際網路的今天，至少應該明白，歷史絕不會是1+1=2的一道算式。
「清談」作為一種士風，不僅僅包括「談」，而且還有「吃」（葯）和「喝」（酒），更要緊的是放浪形骸，不拘禮法。雖然算起來應該說是「魏晉風度」，可是源頭卻在東漢末年。名士仲長統有詩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放散六經，滅絕風雅。」（《後漢書》卷七九《仲長統傳》）與後來「竹林七賢」的歌詠意思差不多。鄭泉好酒，臨死前與同伴說，一定要將我埋在燒制陶器的窯旁，等到日後化為陶土，燒成酒壺，也好天天盛酒。（《丹鉛總錄》卷二五）後來阮籍聞步兵衙門有廚子善釀酒，而求為步兵校尉。劉伶一邊灌酒，一邊走，後面跟個童子扛著鐵杴說，死了就埋。誰能不說，這兩者之間不是異曲同工呢？
魏晉士風的轉移，是東漢士風太苦、太矯情的必然結果。蘇軾說，東漢光武帝喜歡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已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盪，尚虛浮而亡禮法」（《東坡集》卷六二）。其實，東漢之士不僅苦節，而且守禮也守得苦。父母死了，在墓道里一守就是十年。後來風流放誕的東晉名族王家之祖王祥，為了孝敬後母，「卧冰求鯉」，苦孝而獲大名，一出山就被聘為州別駕，儒家禮法，已經變成了他們藉以求名的工具，守得越苦，名聲就越大。當然，為了名聲而視死如歸的也大有人在。黨錮之禍，士大夫死節者比比皆是；黨錮之禍，張儉望門投止，多少人甘願破家而相容。當東漢末年，軍閥混戰，群雄並起之時，統治者功利主義大行其道，可是又偏偏不肯摘下儒家倫理的大帽子，所以整個空氣顯得有些彆扭。由魏及晉，司馬氏諸開國功臣十分輝煌地把彆扭變成了虛偽。按魯迅的說法，在這個過程中，有些老實的人就憤世嫉俗起來，走了極端，乾脆「曠盪」，什麼也不講究了，儒家的六經也被《老》、《庄》、《易》這「三玄」所取代。這在這些老實人原本只是個人行為，但是名士們一瀟洒起來，大家都看著好看，爭相效法，遂蔚成風氣，變成為史家詬病的那個樣子。
實際上，對於中國文化而言，魏晉士風的轉變是一件好事，用今天的話來說，堪稱是一次「思想解放」，雖然發動解放的人們開始並不自覺或者並不情願。沒有這次思想解放，中國歷史上文化的大融合、大吸納和大飛升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現實政治中，清談之風卻絕非益事，對制度的運行帶來了無窮的麻煩。
清談一形成氣候，就與門閥結下了不解之緣。原來的開風氣者雖然並不都是世宦大家，但是這种放盪不羈的生活方式對貴胄子弟吸引力是相當大的，大概「高幹子弟」的好奇心總是要重一些，只要是玩邪的，玩刺激的、時髦的，他們都感興趣。由於九品中正制的緣故，門閥控制了幾乎全部高官顯位，他們的生活習慣也就自然影響到了政治制度的運行。
喜好醇酒婦人，也許會誤點事，但問題不大，因為歷朝歷代，官場上從來少不了女人與酒，程度不同，也不過就是五十步一百步之別，沒什麼大不了，只要不像劉公榮那樣終日沉醉，好像酒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喜歡談玄，只要在家中的客廳里也問題不大，雖然從《老》、《庄》、《易》侃到佛經佛理，從名士談到和尚，其實也不大會耽誤治國理天下，因為這些東西與歷代統治思想並不抵觸，只有像王戎那樣，以清談之高妙與否選拔人才，阮瞻以「將無同」三字而得官，才有些不妥。 吃藥當然不是一個好習氣，不過那時為了得長生而吃的「五石散」之類的含汞製劑，由於毒性太明顯，真正吃得「至死不渝」之人未必會太多，像王述那樣，性情暴躁，跟個雞蛋較勁的（《晉書》卷七五《王述傳》「述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更大怒，擲地，雞子圓睜不已，即下床，以屐齒踏之，又不得，嗔更甚，乃撥納口中，嚙而吐之。」）和普遍的身上多虱子，未必就是如魯迅所說的，是吃藥的結果（魯迅認為，吃藥導致皮膚脆嫩，所以士人愛穿舊衣服，不加洗滌，所以多虱）。五石散的成分主要是汞，從醫學上講，汞中毒主要損害的是腎臟，而非神經系統，或者皮膚。
對於當時的行政體系來說，最糟糕的事情其實是清談之中那種不理俗務，懶散、悠閑和一味追求雍容優雅氣度的積習。一方面是對於一切事務性工作都不屑一顧，近乎於不食人間煙火；一方面是火燒眉毛不著急。這毛病從東漢末年的名士就遺傳下來了，孔融在做青州刺史時，人家來攻城，眼看就守不住了，他老人家還在「隱几讀書，談笑自若」，總算還知道城陷要逃命。（《後漢書》卷一○○《孔融傳》）阮簡當開封縣令，一天正在下圍棋，下屬報告說來了劫匪，情況緊急，他連頭也不抬，「長嘯曰，局上有劫甚急」（《太平御覽》卷一五八《陳留風俗傳》）。魏晉名士自然不會落後於先輩，王衍口不言錢，當然不是真的對孔方兄沒有感情，主要是懶得管這些「俗事」。自王衍之後，把錢叫做「阿堵物」的比比皆是，王衍不僅給清談留下了一個手持麈尾風流倜儻的形象（手持麈尾成了清談名士的特徵），還為後世撇清高的造了一個近乎「不朽」的名詞。王衍雖然據說臨死時悔得一塌糊塗，但他的子孫們卻風流和雍容得糊塗一塌。晉室東渡之後，「王與馬共天下」，王家成了東晉第一望族，王氏子弟有名士派的就格外多。據《世說新語》載，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兒子王徽之在車騎將軍桓沖手下做騎兵參軍，他屁事也不管，一次桓沖好容易碰上了他，問他：「你在我這裡做什麼官？」他回答：「好像是馬官。」「那你管多少馬？」「我連馬都沒見過，怎麼會知道有多少。」按道理，如果桓沖沒有勇氣把他撤職，就該知趣地別問了，可是他偏還不甘心，又問：「最近馬死了多少？」這回王名士拿出了清談斗機鋒的本事，回答說：「未知生，焉知死。」
那個時候，越是這種名士派就越吃香。王徽之的老爸王羲之年輕的時候，人家郗太師來王家挑女婿了，別人都去逢迎，他卻躺在東床上吃餅，結果人家偏偏挑了他做女婿，不僅安享美女，而且還留下了千古佳話。這樣一來，最直接的結果是，東晉往後，高官顯宦都是世家子弟霸著，可是他們的大多數什麼也不幹，成天搖著麈尾在葯、酒、女人和圍棋再加上和尚之間轉。
名士派頭的另一種風格是火燒眉毛不著急。淝水之戰，前秦近百萬大軍壓境，可風流宰相謝安照樣下棋，安然自若，連軍情彙報都不聽，一門心思要殺人家「大龍」。仗最後打贏了，大家一迭連聲地誇他「談笑靜胡沙」，如果要是敗了呢，恐怕也又是一個阮簡，惹後人笑罵（其實，這仗東晉贏得很僥倖，如果不是苻堅軍隊里大批的漢人不願意打仗，在戰場上搗亂，那麼誰輸誰贏很難說）。說來說去，只能怪人家謝安命好，而孔融和阮簡命不好。
東晉時期，朝廷各機構中以中書、門下和尚書省最為關鍵，丞相之權隨著君權的消長時有變化，而三省的權力卻一直長盛不衰。三省長官一直為門閥世族所把持，別人休想染指。這幫人站著茅坑不拉屎，什麼也不幹，但是國家機器又不能停止運轉，總得有人幹事才行。起初，這些把住權要的名流們讓自己的子弟來替自己幹事，哪裡知道這幫大少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個個比老子懶。沒有辦法，各機構的實際權力就落到了那些上不了台盤的「卑官」、「瑣官」手裡。以掌握機要、起草詔令的中書省為例，這個機構是東晉以來為士人最看重的地方，號稱「鳳凰池」，長官中書令和中書監自然不干事，中書侍郎和中書郎也忙於搖麈尾逗機鋒，所以最後竟然是九品的中書舍人真正幹事，也真正掌握實權，而做這些卑官的都是「寒門微族」，因此，南朝「寒人掌機要」成為一個特色。有權就能生事，南朝也出現過幾個因掌機要而弄權的角色，像阮佃夫、王道隆、茹法亮等，但是在門閥世族勢力盤根錯節，而且世族掌權當政成為一種社會風氣的情況下，幾個「寒人」出身的權臣畢竟難以改變世族統治的局面，雖然史書上說他們如何如何地威風，但比起在他們之前和之後的宦官來，依然是小巫見大巫。
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