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九品中正」，我們的歷史教科書總是要口誅筆伐，說它導致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弄得貧寒的讀書人沒有官做，太不公平。當然，作為一種選官制度，「九品中正」面對這種指責確也無從逃避，在它存在的幾百年里，它的的確確不是在選拔人才，而是在核定門第。很有點像我們後來的「文革」時期，叫嚷「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的唯成分論。
「九品中正」又稱「九品官人法」，是曹丕剛剛繼承父業，還沒有來得及逼漢獻帝「禪讓」的時候，新「王」上任三把火，採用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而制定的。「中正」是一種特殊的官，每個郡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做中正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該郡人士，二是現任京官，所以，中正其實是兼職，每三年才行使一次職務，具體事務由其屬員「訪問」承擔。中正的職責就是為本地的士人，也就是讀書人評定品級，也好備吏部選拔。
一般來講，中正要向上面提供本地士人的三種材料：一是「家世」，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你的出身，上三代都是幹什麼的，再加上你的社會關係，叔伯舅舅，七姑八姨，再加老丈外帶舅子；二是「狀」，就是對你的行為、道德和才能的綜合評語；三是根據「狀」，再參考「家世」而評出的「品」，一共有九品，即九個等級。三年評一次。九品的排列，據說是受了班固評定古代人物的影響，班固曾經將古代人物定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按陳群的原意，「品」的評定，主要依據是「狀」，即重在表現。但由於「家世」是死材料，硬指標，而「狀」則是可大可小的軟條件，在大家勢族的影響下，評來評去，尺度倒了過來，「狀」反倒成為可有可無的了，重在表現就這樣變成了唯成分論。其實就是勢族高門不加於涉，按這種評法，或早或晚，終歸是要變成唯成分論的。就是今天的各種評比，從評先進到評職稱，只要有能量化的指標，最終都按量化來評，別個就成了擺設。九品中正制實行到最後，尚書省的吏部乾脆按各家族譜牒給官，只要上了名家的家譜，就不愁沒有高官做，自然，吏部諸曹也必須精通譜牒。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貧寒之士也有不得已造假的，反正那時候既沒有戶口登記，也沒有相片，姓王姓謝的又不是那麼兩家，只要是同姓，長點心眼就可以偽造譜牒混進高幹子弟隊伍。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譜牒之學大盛，造假之風甚盛，辨偽的功夫也大，官方打假比私家還積極，精通譜牒學的古代「王海」也出了幾個，所以造假沒成什麼氣候，做官還得憑家世。
具體的九品評定雖然落實在紙上是九品，但社會上只將之分為上品和下品，凡四品以下，一概被視為下品，不會有人理睬了。按當時的習慣，一品是要給皇族的，別的人，任你有多高貴的門第，也休想躋身其列。但是，皇族做官掌權一直是讓皇帝不愉快的事，所以，一品就自然變成了好看而無用的高帽子。真正值錢的是二品，二品才是名副其實的上品，人稱「灼然二品」，或者簡稱「灼然」，大家趨之若鶩。到了後來，稍有點來頭的，就要爭二品，連三品都不屑了。
一種選拔人才的制度最後竟變成了給紈絝子弟排門檻高低，無論從哪兒說都是無效而且有害的。除了滿足那些世家子的虛榮心之外，對社會對政治是有百弊而無一利。不過，當初曹丕和陳群的原意可並不是這樣。西晉的名臣衛璀說：「魏因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時選用。其始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以勸勵，猶有鄉論餘風。其後遂計資定品，唯以居位為重。」（《晉書》卷三六《衛璀傳》）這段話道出了一個為人所忽視的要點，就是「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實際上與從東漢一直傳下來的「鄉里清議」有關。在實行「九品中正」以前的相當一段的歷史區間里，無論是自下而上的察舉，還是自上而下的徵辟，都不能不考慮鄉里讀書人的那種專門的評價人物的輿論，那種說三道四的「月旦評」，說好能揚你上天，說歹可按你入地。據說大名鼎鼎的《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年輕時趕上老爹死的時候身染重病，帶著熱孝讓婢女伺候他吃藥，不巧被人瞧見，就傳他守孝的時候還給婢女怎麼怎麼樣了。結果一連好多年，他就是沒舉上孝廉，自然也就做不上官了。（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八）不過，這種「鄉里清議」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它比較重視你的行為，而非家世，而且還多少有那麼點「輿論監督」的味道，雖然婆婆媽媽，但絕對直言不諱，管你是誰，該說就說，一點情面也不講。
顯然，曹家父子對這種「鄉里清議」並不喜歡，這倒不是喬玄說了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而是因為「月旦評」之類，有太強的唯道德主義傾向和分散主義的實際效應。對於面臨群雄並起的曹操，獲得鄉里好評的「八俊」、「八及」之類的道德家毫無用處，想要在亂世中掃平群雄，只能打起「唯才是舉」的旗幟，才能聚攏一群可用之才。顯然，這種旗幟明顯蔑視「鄉里清議」的尺度，對清議造成了很大的衝擊。而九品中正制的確立，則是將原來的鄉里評議，變成了官方評議，或者中央評議。也就是說，對士人的評議只有代表官方的中正和屬員訪問才能作出，或者說只有他們說了才算數，而這些中正官又必須是由現任的京官兼任，這樣就把選官的第一級選拔之權收回到了中央。
從形式上看，九品中正制也還是由「評」而選人，與鄉里清議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只是將「私營」變成了「官營」而已。在這個制度實行之初，也確實有「鄉議餘風」。王嘉在做京畿馮翊郡的中正時，認為門第不低的吉茂「德優能少」，結果給定為下品。（《三國志》卷二三《魏書·常林傳》注引《魏略·吉茂傳》）劉毅為青州大中正，「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晉書》卷四五《劉毅傳》）。然而這也僅僅是「餘風」而已，在傳統社會裡，凡是官辦的事情，時間一長就難免要變成官樣文章。想左右鄉里評議無論怎麼講都不好操作，但是，操縱官方評議就容易得多，只要把中正換成合自己口味的人就行了。既然好操縱，那麼就擋不住這種評議向權貴們想要的方向滑動。
問題的關鍵是，早在東漢年間，官僚制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已經出現了很強的世襲化門閥化的跡象。漢代的選舉制度，主要是辟除制度，一般的讀書人通過辟除的渠道就可以直接進入官僚的金字塔，雖然身為屬吏位置在這個塔的底層，但上升的可能性依然不小。兩漢時代，曹掾出身的公卿與二千石並不在少數，所以，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具有誘惑力的上升渠道。關鍵的是，這種任官方式，使得受惠者與施惠者之間的關係過於明晰，屬吏所有的一切，都來源於上官的選拔。另一方面，在國家政治經學氛圍日見其濃的情況下，沒有一點儒學的基礎幾乎不太可能人公卿和二千石的法眼，而這些有力選拔人的大人物，同時很可能也是具有相當名望的儒者，至少也是略通一二的讀書人，所以，被選拔的人與選拔者往往又有了一層師生關係。事實上，有力者往往有意選擇那些有德望和才學的人做自己的屬吏，而幾乎所有的屬吏都自認為是選主的門生。在那個時候，距先秦不遠，士大夫正在形成之中，讀書人的身上還存在著很濃重的昔日士的積習，他們效忠的指向，首先是選拔了自己的恩主，自己的老師，其次才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帝。對他們來說，自己的主公是那給了自己官做的人。施惠和受惠之間的恩義，再加上師生關係的強化，使得恩主與屬吏之間，老師與學生之間，形成了堪稱當時最牢固的關係，這種關係遠遠超過了臣子與皇帝之間的聯繫。甚至在皇帝與恩主之間出現衝突時，門生寧願得罪和背叛朝廷，也不肯拋棄昔日的恩主。
然而，問題遠遠不止於此。王朝在延續，官僚也在升遷沉浮，當門生有了出息以後，自然像他們的恩主一樣，獲得了辟除的權力。這個時候，為了報恩，他們往往更樂意助昔日恩主的子孫一臂之力。對他們來說，這樣做既不費多少力氣，也不違反原則。結果是越是官做得大的人，其門生故吏就越多，門生故吏越多，有出息的幾率就越高，而他們的子孫受到特殊關照的可能性就越大，不僅可以被輕易地領進門，而且升遷也比一般的人容易得多，而這些官宦子弟升到公卿和二千石後，靠手中的辟除主權，再接著加強這種施恩報恩的關係。如此循環往複，兩漢四百多年，一大批准世襲的門閥自然而然地就誕生了，像東漢袁氏家族和楊氏家族，累世公卿者並不少見。另外，由於辟除制度規定只能選當地人擔任屬吏，擔任屬吏的必須有文化，一般都出在有點頭臉的家族，某些家族出本郡曹掾出得多，即使不能進一步升上去，很自然地對本族勢力的壯大和家族後代出仕有幫助。這種情況在邊疆與少數民族雜居的地區就更嚴重，如此一來，稱雄一方的地方豪強就出現了，形成了更為普遍的土貴族和門閥，即我們歷史書上講的地方世族。正因為在魏晉時已經有了如此強大的世族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