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差不多要算為人們談論得最多的一個歷史事件了。凡是後世倡導改革的時候，這段往事就會被記起，或嘆其失敗之凄壯，或言其改革之銳勇。其失敗的教訓理所當然是人們談論的一個話題，只是，說來說去，似乎話還沒有說完。在我看來，也許真正的教訓還沒有被人們找出來，所以不妨在這裡再啰唆兩句。
王安石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候，宋朝已經處於內憂外患交集，國貧民窮的境地，冗官、冗兵與冗費像三座大山壓在政府的頭上。政府機構層疊設置，官吏越加越多，整個政府毫無效率可言。而作為政府軍主力的中央軍，由於北方契丹人和党項人的壓力，雖然逐年擴充，但百萬之眾面對總計不過十數萬人的敵人，卻屢戰屢敗。每年的行政費用、軍費開支和被迫交納給遼與西夏的歲幣，使得國庫空虛，民窮財盡，農民的負擔比之唐朝重了七八倍不止。不改革，國家已經沒有出路了。然而，改革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在王安石之前，不僅改革的設想屢見，而且范仲淹等人也曾著手實行，但結果卻不了了之。宋朝優待讀書人，鼓吹文治精神的開國之策，演變出一個不斷自我膨脹的文官體系。讀書人進入仕途的門檻低，而且凡屢試不第的廢物，都可以參加「特奏名」考試，在那裡，曾經發生過只寫了「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就錄取進士的千古奇聞。只要踏入仕途，面前似乎只有加薪和升遷的美景，對於大多數官員而言，只要不妄想出謀劃策建立奇功偉業，自然會憑著資歷熬上去（蘇軾有詩言道：「但願生兒愚且直，無災無害到公卿」），升遷慢就等於是懲罰，這種只獎不罰的「幹部政策」，使得趙匡胤的「養士」變成了「養官」，雖然某種程度上有利於宋朝內部的穩定，但越付越高的成本，卻也讓趙家的子孫捉襟見肘地犯難，眼見得龐大的官僚隊伍不僅吃空了國庫，而且使整個國家在兩個北方游牧民族的壓迫下反倒陷入過度的低效率的狀態。更可怕的是，這個龐大的文官體系幾乎是自發地抵制任何改革的企圖，范仲淹等人發起的「慶曆新政」，與其說敗在什麼大地主階級的手裡，不如說是毀在朝野官僚眾口鑠金的群嘴和台下亂踢的亂腳上。
王安石雖說人稱「拗相公」，但他的改革實際上卻乖巧得很，無論動作怎麼大，卻盡量避免觸動文官體系的利益，面對財政的困難，他的思路是開源而非節流。在他看來，只要找到足夠的錢，那麼就可以養活這些文官以及龐大的軍隊，朝廷的危機也就自然消除了。所以他的機構改革，只是著眼理順權力關係，並不在意精簡人員。
然而，眾所周知的是，變法失敗了。顯然，對於已經過慣了太平日子的官老爺來說，哪怕一點輕微的改變，也會引起他們的不安，不安就要反對。變法過程中大幅度的官制調整，衙門合併，很容易使那些安於現狀的人們感到不安，生怕在這頻繁的變動中失去了位置，在王安石變法的群起而攻擊中，自然也有這些人的聲音。守舊勢力的反對自然是變法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導致變法失敗的真正原因，卻是在總體設計上的技術障礙。
我們知道，對於傳統的中國而言，官僚體系雖然發達，但技術手段卻相當有限，信息不僅難以通暢，而且還有被完全遮蔽的可能，制度從來都難以窮盡每一個細節，必須靠人為的努力來彌補制度的不足，而傳統社會這種狀況就更加突出。對於官吏相銜的行政網路來說，所有的行政環節和手續，都被理所當然地視為謀取制度外好處的機會（極少數清官除外），那些沒有多少官方法定收入的吏員尤其如此。環節越多，手續越繁，他們上下其手的機會也就越多。從某種意義上講，傳統的官僚體系自身就存在著尋求制度外利益的機制，在王朝的框架內，無論多麼清明的政治設計，都不可能完全消除這種機制。王安石變法的各項措施，設計不能說不精妙，如果真能實行其目標，確實能改善朝廷的狀況，尤其是財政和國防。但是，「保甲」、「免役」和「青苗」諸法，本身就要求官府的大力度參與，尤其是「保甲」和「青苗」法，一個要求官府將農村原有的村社結構重新改觀，一個則需要官府定期放貸收貸，均將官府的觸角直接伸到了每個農戶。在當時的情景下，由於農民對於政治的習慣性冷漠，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實際上不可能真正了解變法的意義，甚至對於其內容也往往是一盆糨糊（變法的設計者就不主張農民了解這一切），所以基本上只能任由官府擺布，所謂變法在農村，給了官吏擺布農民、上下其手藉機聚斂的一個最合適的借口和堂而皇之的理由。很多地方實行「青苗」法，真正春天需要貸款播種的農民得不到「青苗錢」，而那些不需要貸款的殷實農戶，反而被強迫接受，秋天則以高於法定利率的數額逼勒還貸，一個原本惠農意義的「新政」，結果卻成了地道的擾民主之舉。同樣，在「保甲」法和「免役」法的推行過程中，類似的擾民行為也司空見慣。當時司馬光等人對變法的批評，其實主要集中在擾民和聚斂上，實際上並非一點道理沒有。將司馬光視為大地主階級的代表一棍子打死，其實有失公允，至少在那個時代，他應該算是一個富有士大夫責任感的人。只是，他只看到了新政之弊，過於看重了社會秩序的穩定。
王安石變法雖然暫時改善了朝廷的財政狀況，但卻難以實現富民強國的目標。迅速增加的財政收入，不僅有竭澤而漁之嫌，而且擾亂了農村的社會秩序，極大地加劇了朝野、官民的緊張，所以不可能順利推行下去。但是，變法失敗後，一部分道德感很差的官員意識到了新法對他們的莫大好處，結果後來的朝廷上，不斷地演出了一場又一場的新舊政的拉鋸鬧劇，直到北宋滅亡。歷史學家公認，後來的新政已經完全變了質，成為搜刮民財的災難。這個歷史教訓告訴我們，一場技術上存在問題的改革，是很可能被別有用心者變成自我漁利的機會的。
在西晉王朝建立之初，晉武帝司馬炎一度曾經想過有所作為，想要精簡機構，淘汰冗官，算是西晉的功臣荀勖卻一盆冷水澆過去，言道：省官不如省事。無論荀勖其人在歷史上多麼不堪，但他的這句話卻是有道理的。當面對一個素質低下效率不高的官僚體系，卻又離不開它的時候，要想改革只能循著「省事」的路徑，什麼時候國家的「官情」變了，什麼時候才有可能變招。如此，我們就理解了，為什麼凡是國家和百姓需要休養生息的時候，政治往往會以「無為」的面目出現，因為只有儘可能地不生事，簡化行政程序，才能真正讓老百姓休養生息。明代中葉張居正賦稅改革，實行「一條鞭法」，從稅額上來看，百姓負擔是加重了，但改革卻很順利，為什麼？原因很簡單，手續簡便，項目單一，減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機會，所以百姓負擔實際上並沒有增加，所以推行順利。的確，省事比省官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