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之際，有名的儒生特別多，最有名的莫過於董仲舒。正是他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策，才使得儒家學說正式登上廟堂，成為歷代的統治哲學。這件事情被我們的教科書渲染得相當厲害，以至於一提到董仲舒，人們就會想到儒術的獨尊。過去我曾想當然地認為，由於此劃時代的一策，董仲舒肯定備受漢武帝的寵愛，理所應當是當時最為走紅的儒者。然而，事實並不是如此。
董仲舒一生做了很多事情。首先，作為儒生他是當時治《春秋》最有造詣的一位，無人能出其右。據說他的學說傳給了公羊，應該是「公羊學」的鼻祖，實際上等於是今文經學的鼻祖。其次，他還寫了著名的《春秋繁露》，提倡天人合一，認為天降的災異應該是上天對統治者的警示。而董仲舒的最為奇異之舉是「春秋折獄」，即以《春秋》作為法典來斷案。至於建策獨尊儒術，本是時代順理成章之事，自劉邦用叔孫通制朝儀時，基本上已經奠定了基礎，天下既然不能以馬上治之，那麼利用儒家學說做招牌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了。董仲舒自己也知道他不過是那隻該打鳴時打了鳴的公雞，所以也沒有將太陽的升起看成是自己的功勞，對此並不津津樂道。太史公司馬遷修史，甚至都沒有提這事。在當時，雖然董仲舒也做過朝廷的博士，不過是個官學的教書匠而已，秩比六百石，比我們常說的七品芝麻官的縣令還低。後來雖然做過短時期的郡國之相，但很快就回家教書去了。跟公認學問比他差但卻封侯拜相的公孫弘比，簡直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不僅沒有獲得皇帝寵愛，反而因言災異言得過了頭，惹得皇帝不高興，將他下了獄，差點把老命丟了。
凡治《公羊》者多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論」，而作為鼻祖，董仲舒則不止常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論」，而且還有「非常異議可怪之舉」，「春秋折獄」算是一件，另一樁則比「春秋折獄」還要「非常」。在漢代，人們公認大臣尤其是宰相是要主管燮和陰陽的。據說丙吉為相，碰見長安城裡有人打架鬥毆殺傷人命他不管，而看見老牛犯喘卻急得要命，說是殺人傷命自有廷尉去管，而牛在不當喘的時候喘，就意味著陰陽不協，這才是他該管的事。但史書上沒有講他最後是怎麼管的，老天畢竟不是病人，開開藥方，下通針砭，該補的補，該瀉的瀉，陰陽就諧調了。就是說，大臣主燮和陰陽的操作方案始終沒有人亮出來過，大概也沒有人敢亮出來。然而董仲舒畢竟是董仲舒，他在任江都相的時候，還真的操練起燮和陰陽的事來，雖然一介侯國的相，秩不過二千石，談不上是大臣，與主宰一國朝政的宰相不可同日而語。但在董仲舒眼裡，也許只要是相，他就當大臣來做。當然，也有這種可能，是該處鄉間的百姓來央他為他們求雨求晴。至於他是不是心甘情願地被煩，我查不到相關的史料，實在說不清，不過從他那認真勁上看，說他是主動請纓倒有七分的可能。
董仲舒到底是怎樣操作的呢？司馬遷曾經提過一筆，真是有些怪，太史公沒有記錄他「獨尊儒術」的建言，卻對他的這種壯舉蠻感興趣。《史記》上說董仲舒在任江都相時，「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而具體的縱陰閉陽的方法是這樣的，豁免女子為祝者一月租，令諸巫母無論大小齊聚郭門，找個寬敞的市場，將男人統統趕走，江都王親臨市場，設小壇，以脯酒祭。同時，還要讓妻子看望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說讓各處的公衙里充斥了女人。（《續漢書》）這樣一來，到處都是女人和女巫，的確陰盛陽衰，就有了縱陰閉陽的效果，雨自然就該下了。因為天旱的時候總是晴空烈日，在古人眼裡，日屬陽，月才屬陰，晴屬陽，陰雨不用問都是屬陰，所以天旱自然是陽太盛，而古人又認為女人屬陰，男人屬陽，那麼女人和女巫就是補陰的藥劑，將男人藏起來，把女人顯露出來，就等於將葯吃進去。這樣的調和陰陽，說白了就是弄巫術，董仲舒就等於是諸位巫師的總導演。《太平御覽》上殘留的董仲舒草擬的求雨文，有「秋以桐魚九枚」一句，似乎是想用「魚」來引雨，連順勢巫術所用的道具都備齊了。這樣做是不是真的燮和了陰陽，呼風喚雨，去雲散霧？雖然據司馬遷說，還是蠻有效的，但我看未必，否則，他在江都相的位置上還能待得更長一點，至少會享有活神仙聲譽，被四方爭著搶著請去求雨，然而並沒有聽說他享受過這個待遇。
在董仲舒那個時候，中國人還沒有走出巫術的時代。作為原系楚人的漢家皇帝，更是受到楚地好巫傳統的影響，這種影響實際到了漢武帝那裡依然存在，大量的方士們在這位所謂雄才大略之主的宮殿里，絕對比儒家弟子要吃得開，而那個時候做神弄鬼的方士其實跟「諸巫母」也沒什麼區別。當然，沒有人會否定董仲舒是位儒者，司馬遷說他「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可是他的學說，卻在儒家的旗幟下摻了太多的雜貨，至少陰陽五行的東西塞了不少，這種「儒術」從本質講是很合喜歡方士的漢武帝的胃口的，至於他的政治操作，更是徑直變成了儒生的巫舞。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更可能出於一種現實的不得已，就像後來的格義佛學和變文佛講一樣，只有如此委屈自己迎合俗流才能打開銷路。
依閻步克的研究，那個時候，儒生和文吏還沒有合一，那麼也就意味著，儒生們對於怎樣將手中的學問「貨與帝王家」並不是都清楚，像叔孫通制朝儀這種機會，不可能有很多。《六經》畢竟不是兵法，不能用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也不是韓非子《五蠹》那樣的權術教科書，學了以後可以玩弄群臣。儒家憑什麼跟黃老與法家爭勝？儘管宣布了「獨尊儒術」國家政策，這個難題依然是擺在每個入仕和希望入仕的儒生面前嚴峻的考驗。現在看來，董仲舒和叔孫通一樣，屬於那些解決這些難題的開山者，他經世致用的操作路徑有三個：一是以春秋折獄，一是借災異警示當局，一是憑巫術燮和陰陽。這三者一則涉足了傳統儒家所不樂意涉足的刑罰領域，一則越過了「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雷池，至少是對孔子時代儒家傳統的一種背反。但是，經過焚書坑儒的慘痛教訓，儒生們實際上已經意識到，如果不能做到將高頭講章與現實的政治操作的結合，那麼他們可能永遠只能像孟子那樣，做一群高尚的政治反對派，而大一統的王朝實際上已經沒了對反對派容忍的雅量。
當然，董仲舒經世致用的嘗試的確太過於功利，過於直接，也過於幼稚，甚至有點像是胡鬧。但是沿著他的道路，儒生們卻一步一步地走進了朝堂，從此再也沒有被趕出來過。後世的儒生雖然不再將《春秋》當做法典，但「春秋折獄」的倫理至上的精神卻傳了下來，成為兼有儒生和文吏雙重身份的官僚們司法實踐的基本依據之一。後世的儒生也不再像董仲舒那樣頻繁地嘮叨災異，但言災異對於統治者的警示卻成為一種政治傳統留了下來。在丟開了巫覡這種敲門磚之後，燮和陰陽之舉作為一種協調農時和政事關係原則保留了下來，甚至連求雨的儀式都流傳至今，只不過官方的少了點巫氣，而民間的依然像跳神而已。從某種意義上說，孔子的時代儒家可以祖述周公，不語怪力亂神，維護學說的純潔性，而他的後輩在實現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卻不能不在羊頭的招牌下面，悄悄販一點亂七八糟的貨色。後世王朝政治「外儒內法」，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其實不惟法家，甚至道家、墨家和陰陽家的家底都被從政的儒生們換了包裝獻給了歷代君王。不語怪力亂神的精神，只保留在個別純儒（或曰腐儒）的思想里，不僅如此，連佔卜扶箕、風水地輿連同退隱於鄉間的巫風，也都被鄭重地留在了儒者的家裡，因此在大多數儒生的思想上都為鬼神預留了後門。
也許人們想像不到，綿延兩千多年的天下一尊的儒家政治，其始點竟然是一介老儒領著「諸巫母」在祭壇上的呼風喚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