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春秋折獄」，就是以儒家經典《春秋》為法典來斷案子，此招據說是西漢大儒董仲舒出的。董仲舒一生做官做得不大，長時間裡待在博士位置上，那時的博士屬於官銜，但位卑而且清寒。董仲舒最大的官是一個諸侯國的相，而且時間做得不久。董仲舒雖然官做得不大，但作為儒者的名氣卻不小，據說對於《春秋》，誰也沒他熟。離任後，朝廷有了疑難案件，廷尉張湯總是去問他，於是就有了一系列的「春秋折獄」。董仲舒在今天看來堪稱一代奇才，或者說怪傑，很大程度上，漢武帝是因為他的緣故，宣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但是，他手裡的儒術，卻是個糅合儒、法、道和陰陽家的雜貨鋪。他那套以人事配天象，天人合一的理論，孔夫子如果地下有知，肯定會哭笑不得，恨不得再死一回。也許就是這套神神怪怪的儒術，才真正打動了喜歡方士的漢武帝。
董仲舒是做過五經博士的人，對《春秋》情有獨鍾。雖然那時的博士非現在的博士，但學問還是有的，肯定能把《春秋》倒背如流，而且還非常善於學以致用，聯繫實際，「春秋折獄」就是一個典範。
在今天的人看來，《春秋》是歷史，撐死了將之說成哲學，無論如何也扯不到法律上去，以《春秋》斷獄，肯定是「葫蘆僧亂判葫蘆案」，談不上起碼的法律公正。以往，人們談起「春秋折獄」來，大抵上是看做笑柄的。但事實上，董仲舒的引經折獄，並非一味地以道德代替法律，以迂腐之論遮蔽事實。
現今留下來的「春秋折獄」的事例已經不多了，以留傳下來的幾個故事看，董老先生其實是挺明白事理的，所斷案件往往既合乎法理，又近乎人情。留下來的春秋折獄第一個案件是某甲的父親與人爭吵，說急了就打了起來，對方拔出劍來一劍向某甲父親刺去，某甲情急之下，抄起棍子掄圓了就向對方打去，不想人家一閃，反而把自家老爹打傷了。斷此案的官員們要以毆父的罪名判某甲。董仲舒說，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葯於父而父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按動機，某甲本是救父不是毆父，傷父乃是無意誤傷，理當無罪釋放。（《太平御覽》卷六四○）這個案件如果放到今天，大概也不能判某甲有傷父之罪。而在當時，一個人如果蒙上了毆父之罪，肯定性命不保，所以董仲舒雖然不依刑律，畢竟判得有理，而且是做了件好事。
第二個案件說的是有個漁民出海遇風暴，船破身亡死不見屍，其妻遂改嫁他人。這件事對於海邊的漁民本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但是這次不知怎麼的就讓人給告了官。因為按當時的律條，夫死未葬不許改嫁，否則就是私嫁，律當棄市，就是殺頭。而那些武斷的地方官們，還真的要殺這個可憐的婦人的頭。然而，董仲舒出來說話了。他說，按春秋之義，夫人嫁於齊。說的就是如果丈夫死了沒有兒子，就可以再嫁，而且再嫁者沒有淫奔之心，只是為了生活，所以，統統無罪。（《太平御覽》卷六四○）對於這項判決，我們無論董老先生依據的是什麼，不擊節讚賞大概是不行的。為了通情達理，不傷及無辜，董仲舒居然找到了不是借口的借口，把《春秋》記載的一件平常的史實，拿來做了為那可憐的婦人開罪的理由。看來，春秋折獄其實並不迂腐。
只有第三個案件有點問題。這個案件非常簡單，一個人的養子殺了人，他將其藏起來。事發之後，父子兩人都關進了監獄。按傳統的社會常理，如果這二人是親父子，老子肯定沒事兒，父為子隱嘛！可是，由於他們沒有血緣關係，有人認為這人包庇罪犯所以有罪。在那個時代，包庇罪不是輕罪，而是要與所包庇的罪犯同罪的。董仲舒這回依舊是持與人為善的態度，不過他這次沒有引證《春秋》，而從《詩經》里找到了依據。他說，詩云：「螟蛉有子，蜾贏負之。」所以養子也是兒子，一樣符合「父為子隱」的「法則」，故而，兒子可以判罪，而老子理應開釋。（杜佑：《通典》卷六九）顯然，董仲舒的這次判案是與現代法律體系大相徑庭的，有親緣關係絕對不可能成為包庇犯罪的理由。但是，法律制度是人來制定的，必須考慮法律所包含的獨特的歷史和文化因素。在中國傳統的以親緣紐帶串起來的社會裡，以父子軸線為核心的親親法則，就像後來的階級鬥爭一樣是社會生活的「綱」，就是不指望「綱舉目張」的人，也難逃綱後面拖網的籠罩。如果以「父為子隱」作為前提，那麼董仲舒的判決其實並不過分。
然而，話又說回來，儘管董仲舒的「春秋折獄」很有人情味，有時判得也挺合理，但是這對於中國的法律制度的成長畢竟不是一件好事。中國的法律長期以來一直在倫理道德的巨石之下呻吟，得不到正常的發育，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是董仲舒首倡的春秋折獄不能不說是開了一個非常不好的先河，它標誌著統治道德對法律毫不客氣的干預和指導。兩漢以後，雖然律條越來越完備，很少有人再像董仲舒那樣直接引經斷案，但「春秋折獄」的精神卻流傳了下來。像歷史上大大有名的「海青天」海瑞，他斷案就有一個「原則」：親族之間的訴訟，在事實不清的情況下，「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這種「與其——寧」原則，我們在現代已經耳熟能詳了，殊不知這原來也是古已有之的老脾氣。海青天這一「寧」下去，就不知道要有幾多「晚輩」可能負屈含冤，犧牲在倫理秩序的重壓下，司法的公正肯定要大打折扣。與海瑞同時代，也相當有名的張瀚，做大名知府的時候，曾經辦過一件很令自己得意的案子，說是一家兩兄弟發生了財產糾紛，爭訟不已，縣令斷不了，推到他這兒來了。古往今來，親兄弟鬧到打官司這一步，肯定是撕破了臉，嘴裡哪裡會有好聽的，於是在公堂之上就互相開罵，可是這卻惹惱了知府大人，不問青紅皂白，各打五十大板，然後用一副器具將兩人各銬上一隻手，投入監獄就不管了，一任他們吃喝拉撒睡都結在一起。結果不問可知，這兩兄弟受不了折磨，只好央人求饒，聲明不再打官司了。這場官司就這樣在親緣至上的大帽子下，稀里糊塗地被強行和了稀泥。（張瀚：《松窗夢語》卷一）比起海瑞來，張瀚的這件自鳴得意的「德政」要惡劣得多。即使在中國的傳統社會裡，親兄弟只要分了家，就是兩個不同的經濟實體，發生經濟糾紛是難免的，兄弟爭財產在農村司空見慣，打官司是合法的事，既然地方官有司法權就理應受理。親兄弟之間，也同樣有個是非曲直，這樣用板子和刑具硬性把它壓下去，不，確切地說是將其折磨下去，如果這兄弟倆再不屈服，就有可能為此丟了性命，法律實際上就成了附在倫理「大綱」下面的一張廢紙，也不可能真的讓社會上的親兄弟從此後再也不打官司。
在世界歷史上，類似「春秋折獄」這樣的故事，在某些基督教國家和伊斯蘭教國家也有過。美國20世紀20年代還有過「進化論案件」，在課堂上講授進化論的中學老師，還因「抵觸」了聖經而被判罪。直到今天，某些伊斯蘭國家依然把《古蘭經》作為法律的指導。相對而言，儒家雖然也號稱是「教」，但宗教的氣息畢竟少得多，經義上的教訓也沒有那麼霸道和專斷，加上董仲舒又是個通情達理的人，所以他的「春秋折獄」還是有些可愛的。不過，無論春秋折獄多麼富有人情味，它對於法律自身的發展還是有害的。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之所以總是像一個個別器官畸形發達的嬰兒，不能說不是儒家經義陰影過分遮蔽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