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男人在清朝的時候留辮子，這點歷史常識眼下已經普及得連三歲孩子都知道了，不僅知道，而且還在家長的共謀下嘗試「復辟」，留上小辮或者安上條帶瓜皮帽的假辮子什麼的。不過，這些孩子和大人也許根本想不到，圍繞這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毛髮，中國人曾經受過何等的折騰。滿清入關的時候，非要遵循聖人之教「膚髮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漢人，跟他們一樣剃掉頭頂的大部分頭髮，留條小辮。結果是不少人為了腦袋頂上頭髮和腦後的小辮丟了自己的腦袋。後來，隨著漢人暗中的「修正」，人們腦袋頂上的頭髮越留越多，剃髮幾乎只有象徵的意義了，於是人們對腦袋後面的辮子越發在乎，皇帝老兒盯緊人們腦後的辮子，那是因為由於剃得太少，辮子已經成為是否效忠大清朝的唯一標誌，一般老百姓也不願意讓辮子沒了，最怕的自然是官府當自己要造反。
然而，在大家都看順眼了腦後的辮子以後，大清朝也漸漸地走到了自家的盡頭。先是從廣西殺出一夥號稱信上帝的「長毛」，攪了大半個中國，雖然只是將辮子散開，可已經鬧得人心惶惶。更糟的是，在洋人一撥一撥進來，中國人也漸漸地走出國門之後，總是占著上風的洋人似乎忘記了他們的祖先也曾經有人留過小辮子，一個勁地拿中國人腦後那勞什子開心，居然說那是「pig tail」（豬尾巴），還以此為由，硬派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為野蠻人和「土人」。租界的洋巡捕和紅頭阿三，抓起中國人來，總是揪起辮子一帶一串。對那些得風氣之先的先進中國人來說，外國人的嘲罵和這種感官刺激引起的精神折磨真是讓人受不了。於是，溫和的（注意是留學生）把辮子盤起，像魯迅描繪的那樣，在頭頂聳起一座富士山，而性子火暴的，則乾脆剪了辮子。最凶的不僅自家剪，而且想法逼著人家也剪，後來鼎鼎大名的陳獨秀、鄒容和張繼三位，在日本留學時，居然找到一個桃色的茬，一個抱腰，一個按頭，一個揮剪，將清朝留學監督姚某人的辮子都給鉸了。
剪辮則意味著造反，但進入20世紀的清朝早就讓洋人給折騰得2／3死狀，任憑秀女如雲，連續三個皇帝居然都養不出半個子息，自然沒有那精氣神去尋沒辮子的人的晦氣，只要回國的留學生裝上一條假辮子，官府一般都假裝不知道。留學生們也得寸進尺，後來索性連假辮子也不裝了，光著腦袋亂晃。漸漸地，連沒出國的學堂學生也跟著起鬨，一個接一個地將辮子送了假髮店換酒錢，而屬於朝廷命官的學堂監督則什麼辦法也沒有，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學堂里對剪辮學生最嚴厲的處罰就是剪辮的那個學期扣點分數。
可是，不論知識界跟辮子怎麼過不去，鄉下的農民卻對自家那根辮子情有獨鍾，不管革命黨人說破大天，硬是不肯動一絲半毫，儘管他們對清朝早沒了興趣，也巴不得它早點完蛋。然而，突然之間，革命不知怎麼就來了，幾乎是一夜之間，大半個中國都插上了白旗，滿以為打白旗戴白袖標的革命黨是為崇禎戴孝反清復明，沒想到他們剛剛坐進了衙門，就開始剪辮子，比當年滿清入關時張羅留辮子還要急切。革命軍警加上青年學生，荷槍實彈，全副武裝外加一把剪刀，上街巡行，設卡堵截，不問青紅皂白，只要見著腦後拖辮子的人，就拉著辮子拖將過來。客氣一點的還宣傳一下剪辮的「偉大意義」，然後再動剪刀，不客氣的乾脆揪過來就是咔嚓一剪。害得路人紛紛然若驚弓之鳥，能不上街就盡量不出門，買東西只好讓女人代勞，實在不行則盤起辮子，扣上帽子，甚至翻出明朝時候的方巾裹在頭上，有的地方居然發明了尖頂高帽，為的就是能將辮子嚴嚴實實地蓋住。據說這種尖頂帽一時非常流行，連衣不蔽體的窮人都要設法買一頂，那情景，如果讓今人見了，肯定會以為是湖南農民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提前到來了，滿街走的都是戴高帽子遊街的革命對象。進城的農民遭際更慘，一串一串地被抓住剪了辮子，害得他們一時間連趕集都不敢去了，實在不行也派女人出馬。剪辮的場景當時曾被人用照相機記錄了下來。從照片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位衣衫襤褸的男人正在被一位軍警拽住了辮子，剪刀剛剛揮起，軍警的得意和那漢子悲苦無奈之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老百姓難受歸難受，革命黨辮子該剪照樣剪。在革命黨人看來，有沒有辮子，並不是個人的習好，而是是否依然忠於滿清的問題，極而言之，腦袋後面拖著的辮子，就是個奴隸根，所以，非加大揮剪的力度不可。有的地方，比如寧波，坐進衙門裡的革命黨人已經不滿足於上街掄剪刀，居然堂而皇之地規定，凡是不肯剪辮的人一律剝奪「公權」，某些抗拒剪辮的紳士還真的被送進了監獄，結果可想而知，辮子沒保住，蹲了班房，還被罰了巨款。
那時候，剪刀在手的人們幾乎個個都理直氣壯，無論是抓住辮子一聲咔嚓，還是抓人進局子，都顯得乾淨利落，痛快淋漓，真理與強權似乎都在他們這一邊。剪辮就是排滿，就是革命。雖然大家腦袋裡想得更多的只是光復漢族，但剪辮子以後卻無論如何扮不成「漢宮威儀」，剪辮實際是效法西俗——老百姓看得很清楚，無非是叫人做「假洋鬼子」。從某種意義上，剪辮與建立中華民國一樣，都屬於學習西方的具體行動，因而在當時那個特定的情景下，尤其顯得氣粗膽壯。然而，氣壯如牛的革命黨人偶爾也有吃癟的時候，當剪刀伸到為洋人做事的中國僕人的腦袋上的時候，經沒了辮子的下人的一哭一叫，洋主子出頭，諳熟西方民主政治的若輩拿出自由與權利的大道理侃侃而談，大概沒想到學洋鬼子的事，卻在真洋鬼子面前碰了壁，革命黨人一時間居然無話可說，態度好的還可能賠情道歉，保證下不為例。只是那個時候在中國的洋人畢竟還太少，洋人的僕人撞到革命黨人剪刀上的就更稀罕，所以剪辮子在整個革命期間都在浩浩蕩蕩而理直氣壯地進行。
其實，老百姓不願意剪辮子，並不像革命黨人理解的那樣，是心裡依然甘願做滿人的奴隸。留辮子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他們習慣，凡是跟自家生活尤其是身體有關的事情，只要是習慣了，老百姓尤其是農民就不樂意改，不僅僅是頭髮，其他如穿戴也如此。不按照老習慣走，就渾身不自在，總覺得有些不安，剃髮留辮已經實行了兩百多年，老百姓早就將之視為理所當然的習慣，自然不肯輕易更改，沒了辮子，連老婆看了都不順眼，覺得丑得不得了。平民百姓沒有學過美學，在他們眼裡，順眼的就美，不順眼則丑。辛亥前，如魯迅小說《阿Q正傳》中假洋鬼子的老婆見夫君沒了辮子而尋死覓活的並不少見，筆者就看見過若干筆記里記載過因丈夫剪辮而鬧著自殺或者離婚的。不過，老百姓對辮子的擔心的背後，還有一層更深刻原因，就是對於有關毛髮巫術的恐懼。整個清朝幾乎都在流行著剪辮子的故事，關於偷剪辮子的謠傳，不是這兒傳傳，就是那兒吹吹，時常造成大面積的恐慌。美國學者孔飛力就曾經就乾隆年間的一次有關剪辮的事件，侃出了一本著作，將國內學界唬得一愣愣的。人們對丟辮子擔心，最主要還是巫術方面的。經人類學家證實，這種心理許多民族都有過：人體的毛髮和指甲等東西只要被巫師做了法，相應的人就會遭到禍殃，甚至在某些工程中使用了這些毛髮之類的東西，也可以導致相應的人生病或者死亡。顯然，辛亥時老百姓對於剪辮的不情願也有這種巫術的恐慌在作怪。馮玉祥將軍回憶說，辛亥後他手下那些來自農村的士兵被剪了辮哭哭啼啼的且不說，而且十分鄭重地將被剪下來的辮子包好藏起來，那情形有點像太監閹割後，將割下來的命根子包好收起。其實，那些被當街強按頭剪了辮子的人，如果沒有被嚇昏了頭，大多也是要將剪下來的辮子討回去的，我在歷史記載中，已經發現了這一點。
出來吃糧當兵的人，為了一碗當時看起來還算不壞的兵飯，不得不服從軍令而剪辮，不情願也沒有辦法，哭鬧一陣也就罷了，而對於革命黨並沒有賞飯的老百姓來說，無端強按頭掄剪刀，可就更難以接受了。事實上，革命黨人的剪辮政策還在革命進行當中就惹出了麻煩。據史料記載，蘇州宣布獨立後，一位新軍的排長帶兵在街頭強迫剪辮，結果遭市民群毆，警察在排解時顯然有所偏袒，於是第二天又來了更多的新軍將警察局搗毀。至於安徽首府安慶發生的亂子就更大，擁護前清巡撫朱家寶的人利用革命黨人強迫剪辮惹起的民憤，煽動市民鬧事，一呼百應，成群的市民擁上街頭，看見穿西裝無辮的人就是一通拳腳，以反對剪辮為名，壓迫革命黨人的都督王天培走人，結果還真的將王給擠走了，最後不得不由另一個革命黨人李烈鈞從江西帶兵入皖才將局面挽回。
實際上，這些事件是一個信號，一種警示，它們預示著革命黨人在與民眾的關係上已經有些麻煩了，只是自我感覺不錯的革命黨人並沒有覺察。自然，對老百姓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吃飯，他們對清朝的嫌惡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吃飯問題已經出現了麻煩。當清朝政府垮台的時候，一些農民曾經想當然地認為，皇帝沒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有些人還無師自通地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