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近代化的政治變革。當時，甲午慘敗後的中國，山河破碎，國將不國。初登政治舞台的維新派志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從思想啟蒙到制度變革，從強兵富國到科舉改革，大事要事急迫得擠破門，但是，你也許想不到，在那個火燒眉毛的當口，維新人士所熱中的要務，除了政治變法之外居然是婦女的「不纏足」。
「不纏足運動」是維新運動期間唯一火暴的社會改良運動。在運動期間，全國一共湧現了近百個各種名目的學會，無論哪一個都不及「不纏足會」那樣紅火且持久。康有為初出茅廬第一件「維新事業」就是組織「不纏足會」，雖說是拾洋教士的牙慧，也沒什麼人響應，但他對女人腳的重視可見一斑。梁啟超主持《時務報》筆政，沒斷了為「不纏足運動」鼓與呼。在《時務報》聳動天下洛陽紙貴的時候，金貴的版面上常有「不纏足」的話題。開明的士大夫，從封疆大吏（張之洞）到秀才童生，一時似乎都把「不纏足」當成了非辦不可的要務。有些童生甚至連自家的考具上也貼上了「不纏足會」字樣，考試都不忘為女人放足。
這些發起和參與「不纏足運動」的健將，都是不折不扣的男人，而且是當時中國站在前列的男人。不言而喻，這樣的「婦女解放運動」勢必充斥著男性話語。在這些大男人眼裡，放足無非是為了「宜家」、「善種」。問題是，在那個百事待興、手忙腳亂的時候，一群以拯救天下為己任的大男人，為什麼偏偏對女人的腳這麼感興趣？
顯然，眾維新好漢當時的「理由」是不足為據的，什麼放足可使「執業之人」增加一倍，從而「土產物宜亦增一倍，各處稅務亦增一倍」（《湘報》第53號），什麼不纏足以後「上紆國難，美人戰亦援桴而來」（《湘報》第66號），當時有沒有人信我們不得而知，至少現在信的人不會太多。中國下層勞動階層的婦女，雖然絕大多數都被纏成了小腳，但似乎從來就沒有閑著過，忙裡忙外，甚至比男人幹得還要多。近代紡織業，中外資本家所僱用女工，基本上依然是裹著一雙小腳的中國婦女。娘子軍的說法雖然自古就有，花木蘭的形象盡人皆知，但是我們知道，自古以來，仗畢竟還是男人打的，再有多少國難，也輪不上女人「援桴而來」。
纏足的惡習實源於中國男人某種畸態的性心理。最早的纏足據說是出於南唐李後主，「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以帛裹足，令纖小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宋·張邦基《墨庄漫錄》）。後經理學浸潤，遂成風尚。進入近代以來，中國人蓄辮和纏足兩大特徵受到了西方人最無情的嘲笑。當年，西方人搞所謂中國展覽，總是忘不了將小腳和繡鞋擺在顯著的位置，影響之深遠可怕至極，直到今天，還會有美國人問中國來的學生，你們那裡的女孩子還裹腳嗎？蓄辮有關清朝「國體」，想動太難，而纏足卻可以「革」掉的。有著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人，最受不了的就是西方人視之為不開化的「土人」，羞於「野蠻貽誚於鄰國」（康有為語）。可是，遍地的小腳卻成了這種「西方說法」的一個活生生的證據，令國人慾辯還休。畢竟，像辜鴻銘那樣強誇小腳的厚臉皮還不多見。
恰是急於抹掉這種恥辱印記的強烈衝動，才使得作為中國近代化運動之一的戊戌維新，被抹上了一筆「婦女解放」的重重油彩，儘管裡面只是男人在張羅解放女人的腳，而被解放的女人對此並不熱心。運動中人把「不纏足」上升到「保種」的高度，其實只是運動展開後的一種誇張性思索的結果。當然，作為運動的副產品，傳統士大夫嗜痂成癖的「品蓮（欣賞小腳）」性意識也受到了衝擊，不僅維新人士視之為「輕薄猥賤之事」（梁啟超語），就是開明一點的士人，也再難以以此為榮。在羞慚纏足習俗的現象同時，對造成這種現象的心理也感到了羞慚。畢竟中國男人也是人，不僅歷史上不斷有人對此惡俗表示不滿，對女子的境遇感到同情，就是那些有「蓮」癖的人，其實也知道纏足的過程相當殘忍和不人道。自西方基督教大規模登陸以來，中國人尤其是士人對洋教在中國的行為做了地毯式轟炸的抨擊，但就目前能看到的幾千份揭帖來看，竟然沒有發現反擊教會提倡不纏足的，好像大家有意約好避開這個話題似的。這種緘默說明纏足這個瘡疤一旦揭開，中國男人實際上很難正視裡面的不人道，連回擊的勇氣都沒有。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大張旗鼓向西方學習的戊戌維新，提倡不纏足，第一次大規模公開地用西方的價值尺度（包括審美尺度）移風易俗，的確開啟了波及社會生活層面的啟蒙，所以說，戊戌變法不僅有西學東漸而且也有西俗東漸的內涵。顯然，從後來的歷史進程看，西俗東漸的推力更大，勢頭更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