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某一事務或者某個人群的判斷，往往受自身經驗的影響。上某個機關辦事，受到冷遇，從此對這類機關都沒好印象，被某個地方的人坑了，也會導致對這個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醫，治好了就一輩子篤信，如果攤上是西醫，治好了，也一輩子篤信，甚至愛屋及烏。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時候，發現很多人人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傳教士醫生治好的緣故，入教時對基督教一無所知，入教之後也不甚了了，但對教會的虔誠，卻至死不渝。不過，有兩個大大有名的人，卻不是這樣，一個是梁啟超，一個是胡適。
很多人都知道梁啟超20世紀20年代末死於協和醫院一次失敗的手術。當時梁啟超身患腎疾，主刀醫生卻誤把梁啟超健康的腎割掉，結果導致不治。這個醫療事故，在梁啟超的堅持下，其家人一直諱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後，才被披露出來。在此之前，胡適先生也生過一場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腎炎，在西醫束手無策的情況下，找到當時上海的著名中醫陸仲安，幾副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適先生對此也諱莫如深，雖然在開始的時候寫了文章，簡單提到過，然後就開始含糊其辭，始終不肯痛快承認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進《胡適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關報道中的枝節錯誤，矢口否認。害得胡適先生最忠實的門徒羅爾綱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說假話的先生，為什麼自己要說假話。（參見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一個被西醫治壞了不肯聲張，一個被中醫治好了，也不肯聲張，療效雖殊，但用心卻一，都是為了給西醫留面子，生怕敗壞了西醫的名聲。一個不惜以身相殉，一個不怕背上負義之名，就西醫而言，委實令人感動。無論後人對此有何評價，二人此舉，畢竟標誌著他們是有信念之人，不會因為一時的個人遭際，就放棄或者懷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說，他們的信念是科學主義。儘管二位基本上沒有受過多少科學的教育和訓練，研究的對象，也不過是中國自家老店裡的舊貨色，梁啟超只是自己看了幾本粗淺的科學啟蒙書籍，胡適到美國留學，開始學農學，被一個蘋果難倒，隨即轉成哲學了，但他們對科學的信念，卻堅定得令人咋舌。從某種意義上說，那個時代大部分提倡西學的人，骨子裡都是科學主義者，認可西學，就是因為裡面有科學的道理，而這個道理，恰是具有驗效而且能征服國人的。20世紀20年代著名的所謂科學和玄學論戰，其實所謂的「玄學」未必沒有一點道理，卻被一邊倒地批倒批臭，將之混同於扶乩、請神之類的迷信，科學主義在學界高奏勝利凱歌。其中，雖說梁啟超先生，鑒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學界對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歸，但科學主義的虔誠，卻依然沒能因此而動搖。原因很簡單，他畢竟是中國比較早震撼於西方先進科技成果，進而追求維新之人。
儘管在今天看來，科學主義並不那麼令人信服，但就當時的情景而言，他們對西醫的維護，確有道理。在20世紀20年代，雖然科學已經沒有多少人敢出來說半個不字，但西醫在中國還處在幼苗階段，偌大的國家，四億多人口，像樣的西醫，滿打滿算，也不足萬人，系統受過教育的中國醫生更是少得可憐。梁啟超的手術事故，的確是某個西醫的錯，但並不代表整個西醫體系全錯了，儘管這個錯發生在中國頂尖的協和醫院，也並不奇怪。中醫治好了胡適西醫治不好的病，也不代表整體上西醫不如中醫。現代的醫療衛生防疫體系，主要得依賴西醫，才能建立起來，這是不爭的事實。儘管這兩位大學者不會以個體案例否定全體，但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卻不可避免地有著這樣的習慣，恰好這兩個案例，又發生在這樣兩個酷愛科學。推崇西醫的大名人頭上，如果炒作出來，其影響所及，給西醫造成的麻煩，肯定是難以預料的。反過來，中醫也一樣會有失誤和事故，甚至草菅人命地胡治，如果以概率計算，中醫出的問題肯定更多。翻一下過去的筆記，這種虎狼之醫的記載，還是很多的，如魯迅先生那種個體體驗，拿破鼓皮和墨水來治病的中醫，實在不乏其人，所以，單就一個方面的個體事件來說事，肯定是不夠公平的。
不過，歷史走到今天，中西醫的位置已經倒過來了，顯然是具有寶貴价值的中醫，已經處於奄奄一息的狀態，如果今天的人們，還跟當年的梁啟超和胡適一樣，恐怕這二人死後有知，也未必會贊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