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是個很怪的東西，說起來似乎大家都知道它是過去的中國人小時候受教育的「學校」，但究竟是什麼樣子，好像誰也不甚了了，因為在現在活著的人們中，能親眼見過私塾的人沒有幾個。記得小時候上學不好好讀書，老師往往會感慨說，現在我不能打你們了，如果是在過去，像你們這樣，私塾先生會用戒尺打手心，一打一個腫。回去問媽媽，媽媽告訴我說確實私塾先生有戒尺，要打人的，這就是私塾給我的最初的印象——一點小小的恐怖。上中學後，認識了我們語文老師的父親，一個老秀才，知道了原來在私塾里讀書，老師開始幾年一句不給解釋，只讓學生們背書，背不出就打，而且要家長配合著打——恐怖感升級，連讀了魯迅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發現他筆下的私塾並不那麼可怕時，也沒有減輕這種恐怖。再後來，我變成了一個所謂研究歷史的教書匠，當了解到自從清末廢科舉興學堂之後，私塾教育如雪崩一般的瓦解時，我感到的是一陣說不出來的快慰。
然而，在看了許多名人的自傳之後，發現他們幾乎個個都對童年的私塾生涯情有獨鍾，凡寫到那個挨戒尺的歲月，筆下莫不流露出某種壓抑不住的欣悅。魯迅之於三味書屋溫馨的回憶，其實並不偶然。後來，當我開始認真地出於研究，了解清末民初民眾的教育狀況時，我發現，私塾跟過去的中國人關係實在是太密切了，不僅出了名的人寫回憶錄離不開它，而且民間關手私塾和教書先生的故事、傳說、歌謠也林林總總，俯拾即是。雖然故事和傳說里那些教書先生，大多是被調侃的對象，不是世事不曉的迂夫子，就是「都都平丈我」的白字先生，但足以表明私塾跟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密切。事實上，據外國學者研究，至少在清代中葉，中國大多數男子童年和少年都進過私塾，至少會在裡面讀上一兩年（雖然說這一兩年的私塾經歷不見得就讓他們脫盲）。鄉紳之家大多開有家塾，稍差一點的則有族學，一般的平頭百姓則隨便進村裡「子曰店」（齊白石小時候上的私塾），好歹識幾個字。趙元任是官宦子弟，所以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小時候上的是家塾，老師很可能是個舉人，一般村塾教的蒙學課本，什麼《三字經》、《千家詩》之類，那裡根本沒有，一上手就是《大學》、《中庸》，直接開講對對子。魯迅和胡適家道中落，所以上的是族學，水準也不差，只是學生難免參差不齊，學得好壞多少要看個人的造化。胡適的老娘為了讓先生給兒子開小灶，就偷偷塞錢。孫中山、李宗仁和齊白石少時都是窮人家的孩子，所以他們上的都是村裡由三家村學究主持的村塾，老師都是半業餘的，每到農忙的時候，就要放假，因為老師自己也要到地里忙活。在清代，有人寫詩說村學云：「一陣烏鴉噪晚風，諸徒各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鑒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個超群者，一日三行讀《大》《庸》。」需要特別提一句的是，當年曾經攪動了大半個中國的洪秀全和馮雲山都是這種村塾的老師。
比起今天的學校來，私塾教育當然是一種舊教育，但是，在過去的時代，所有的人，但凡要識字作文，大體上都要從這裡過過，從學徒和賬房先生，到富商大賈，從官衙的小吏，到科名高第的頭甲進士，還有古往今來幾乎所有的文人墨客、學者碩儒都可以說是私塾的「同學」、「校友」。一種出了這麼多的各色人才，奠定了古代教育基礎的學校形式，無論有著多少的毛病，看來還是不能用一個「舊」字批掉了事。其實，那一代由私塾轉學堂的新文化人，對私塾的評價並不一致，就說共產黨的兩個「農民運動大王」，彭湃將私塾說得一無是處，而毛澤東則認為，清末民初以來的新教育並不受農民的歡迎，農民還是喜歡舊式的私塾。但是不管怎麼樣，在我們這些關注過私塾學人的印象里，經過幾代新教育的掃蕩，尤其是解放以來新教育的普及，在這個世界上私塾已經變成古董，而且是任何博物館都沒有收藏的古董。
當聽去湖南平江拍電視的妻說起那裡竟然現在還有私塾，我第一個反應是不信，直到她將平江私塾的課本給我拿了回來，還是有點將信將疑，總是覺得那裡存在的應該是新式的私塾，即已經在一些地方露出水面的由私人辦的小學。可是，翻翻那些課本，又分明是《幼學》、《綱鑒》和四書一類的東西。橫豎總是想不明白，於是我決定到平江去親眼看看。
平江地處湘鄂贛交界的湖南一側，縣城是羅霄山脈中的一個腳盆，汨羅江城中穿過，有山有水，風景煞是好看。不過平江的出名，還在於當年彭德懷的平江起義，現在的人之所以知道這個連鐵路都不通的小縣城，很大程度上要歸結於1929年彭德懷在這裡拉了一個團的軍隊鬧暴動，上了井岡山。現在的平江縣城跟眼下中國所有的小城市都差不多，一樣的水泥路，一樣的貼了瓷磚的火柴盒式的樓，街上多摩托三輪，也多叫不出名來的進口小汽車。我當然沒有期望在這樣一個洋土結合的城市能得到什麼收穫，落下腳的第二天，就去了鄉下。陪我下鄉的是一位平江通——彭以達老人，他曾經做過平江的水利局長，退休以後一直在四鄉從事各種名目的公益和文化事業，平江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有他的朋友，平江的歷史和現在，彷彿都在他的肚子里。有這樣一位老人相陪，我感到很踏實。
平江的鄉下，非常地安閑，每個村莊的住家都散散地分布在山腳和田間，雖然有不少新蓋的貼著瓷磚的小樓，但高高大大的灰瓦泥牆的老房子還在唱著主旋律。彭以達告訴我，在平江，私塾教育被稱為「教老書」，是個非常平常的事情，四鄉幾乎都有教老書的，越是偏僻的山區，教老書的就越多。
果然，在離縣城不遠的鄉下，我看到了真的私塾，看到了或高或低作為教室的農家廳堂，看到了想像中私塾里捻著山羊鬍子的教書先生，只是沒有穿長衫，看到了「各逞好喉嚨」的學生，只是腦後沒有辮子。跟我們正常的學校不一樣，「教室」里沒有黑板，私塾沒有年級之分，1各種不同程度的學生都在一個教室里，上課時老師「單兵教練」，根據學生的程度而單獨授課，教完了就自己背書，有念《三字經》、《神童詩》的，也有念《論語》、《孟子》甚至《左傳》的，大家念起書來，跟學校的感覺一點都不一樣，真是七嘴八舌，各說各的，匯在一起就變成了一片什麼也聽不出來的嗡嗡聲。到了這時候，我想起了魯迅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里的一段描寫：「於是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念『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很熟悉的內容，到現在才明白原來裡面所反映的私塾教育的形式。私塾的課本大多是線裝的古書，以四書五經居多，在一位私塾老師的書架上，我還發現有《六言雜字》這樣完全以農村常用字為內容的傳統蒙學課本。還有一些課本是老師自己用蠅頭小楷抄的，比如一位名叫余干旋的先生就抄了一本《選錄古文》，輯錄了一些先秦、兩漢以及若干韓（愈）文，從中可見私塾教學的艱難。另外，在私塾選用的課本里，我還發現了民國時代北新書局出的活頁文選，似乎在告訴我平江私塾不尋常的歷程。
很有意思的是，在平江私塾的課本中，還有一些老師自己編的東西，如平江長田鄉高坪村的82歲的彭熊濱老人，就自己編了一本。課本沒有名字，但裡面設了天文、望雨、地輿、歲時、朝廷、文臣、武職、祖孫父子、兄弟、夫婦、叔侄、師生、朋友賓主、婚姻、女子、外戚、老幼壽誕、身體、衣服、人事、珍寶等條目，分別解說，有的條目下面還有問答題。課本的內容大多是古書上的老生常談，比如「女子」項言道：「男子秉乾之剛，是說男主於外屬乾而剛。女子配坤之順，是說女子屬於坤，當以順從為道。」如果今天的婦女幹部或者女權主義者聽了，恐怕要提抗議的。但有些條目則明顯受了新學的影響，比如在「天文」項下，就批判了打雷是雷公電母所致的觀點，認為那是迷信和神話的「唯心論」（原文唯心論的心被寫成「新」，不是編書的老師沒文化，而是他們對解放以來的政治教育有著農民式的糊塗），而「根據現代科學研究，天空中的陰電和陽電相碰到，發出爆炸聲即成雷」。這個條目後面有兩個問答：
一、虹是怎樣凝成的？
二、雷的發聲是怎樣響的？
編者都儘可能用「科學」的觀點給予了回答。我注意到，在這些條目的解說中，編者特別注重對古代稱謂和相關的成語的介紹，比如在「朋友賓主」項，就特意介紹說「兩下能同心一致叫『金蘭』，父親的朋友叫做『父執』，自己的同事叫做『同袍』」。而且「『心志相孚』、『刎頸之交』、『膠漆相投』、『總角之好』這都是說朋友的深交」。很明顯，這種解說都是為了教學生「對對子」做鋪墊。
對對子和學應酬是平江私塾學習的重點。對對子是傳統私塾必修的課業，開筆作文，就是從對對子開始，一般要從一字、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