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教育改革，大概「科學」一點是要從1905年的新政算起的。如果像我們現在的大學給自己找歷史一樣，硬要再往前推，那麼九品中正制下的學校變成科舉制下的學校要算一次，察舉制下的學校變成中正制下的學校也要算一次，秦朝的「以吏為師」到西漢設立博士子弟員，似乎也是一次，最後，孔老夫子辦私學當然也要算。我這麼算其實沒有給改革拉一個顯赫祖先的意思，眼下是21世紀，不是康有為變法的年代，斷沒有必要將大成至聖文宣皇帝的鼻子塗紅，拉來撐台。沒辦法，如果按「改革」這個思路，那麼孔夫子在民間辦班講學，而且規模龐大——弟子三千，就是對原來的貴族公學體制的改革，而且是幅度很大的改革。只是自孔子以後的教育改革，雖然各自形式上的差異都挺大，但味道其實都差不多——學而優則仕。也就是說，我們過去的教育體系，或暗或明地都是跟選官制度捆綁在一起，以至於到了明清之際，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和學校已經分不出彼此了，老百姓「進學」就等於邁進了預備官員隊伍的門檻，所以窮酸的范進進學回家，老丈人胡屠戶要拎串大腸和一瓶酒來看他。
但是，1905年的改革，儘管主導者心裡未必全然清楚，但改革的實質，卻是要徹底潑掉「學而優則仕」這個千年老湯，在中國建立西方導向的現代學校體系。所以，這次改革，才真正算我們摸到現代門檻以後歷次改革的始祖，當然也就對後面的改革一直存有某種恆久價值和意義。
教育改革是新政的大動作，跟教育改革相比，其他如行政改革、司法改革，甚至立憲預備，還都是上面熱鬧底下冷，哪個也不及教育改革影響的深度和廣度，連農村的三家村私塾，都感受到了震動。
眾所周知，清朝的科舉制是跟學校制度捆綁在一起的，其密切程度到了連當時的人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其實是兩個東西的地步。然而，悲劇也就此發生了，明明是改革教育，卻拿選官制度開刀，以廢科舉作為興學堂的前提。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興學堂必須廢科舉，學堂之興起，所取代的是科舉制度。實際上，當時的教育改革，真正需要出現興替的，只是從國子監到各個府、州、縣的官學以及部分書院和社學之類的私學，與新興的學堂系統之間的事情。
廢科舉對於主持變革的政府來說，危害是致命的。科舉制從它誕生那天起，對中國政治就起著三種作用：一是作為士人與王朝之間的紐帶和管道，即何炳棣先生所謂的上升的階梯。一方面通過考試的方式將優秀的人才都吸納到官僚體系中來，一方面使大部分的讀書人連接在了朝廷的戰車上，讓他們圍著科考的指揮棒轉，等於是圍著中央政府在轉。以明清為例，王朝除了官僚的金字塔之外，還通過科舉制度建構了一個從進士、舉人、生員再到最底層的童生的更大的金字塔。跟傳統社會的別的結構相比，這個金字塔擁有最一致的價值導向和無與倫比的向心力。二是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灌輸的渠道，將官方對儒家的標準解釋，以考試標準而用程序的形式貫徹下去（顯然，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容是什麼並不重要）。三是維護上層文化的同一性。通過定期的考試，使得地域和文化差異如此巨大的不同地區的文化人，產生強制性的交流，而不至於因彼此的隔絕而出現文字表達上的變異。這種變異，無疑是分裂的跡象和徵兆。不言而喻，科舉制的三種功能，對於王朝政治的維繫以及遏止地方主義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的。許倬雲先生將中國的文官考試製度，稱之為中國文化的三原色之一，顯然是有道理的。
新興的學堂系統，主要是面向社會的，它一方面通過基礎教育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另一方面通過大學和各種專門學校，為社會培養各種各樣的人才，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各種專門技術人才，也只能通過學校的途徑來生產。學校教育，其結構只能是多元的，不可能由中央政府一家操辦。所以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新學堂所體現的品格，與科舉制恰恰是相反的，實際上不能用新式的學校體制來取代科舉制。然而，在新政中，我們卻看到了一幅十分怪異的圖畫，無論改革的推行者，還是原來依附在科舉制金字塔上的讀書人，其中大多數人的意識中，學堂變成了科舉當之無愧的替代物。一邊是政府忙不迭地授予那些學堂的優秀畢業生（留學生）以相應的貢生、舉人和進士頭銜，以至於冒出了「牙科進士」、「農科舉人」這樣不倫不類的名目。一邊則是全國的讀書人理所當然地認為，大學生相當於進士，中學生相當於舉人，小學生相當於秀才。
這種比附，極大地消解了這場教育改革的阻力，尤其是來自下層的阻力。在科舉時代，秀才每三年考一次，各省的名額有限，從少的753（貴州）到多的2845（直隸）不等，太平天國變亂之後雖然有所增加，但多的也不過加了幾百個（參見張仲禮：《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第86頁）每次考試，縣、府、院三場大考，不考煳了也得脫層皮。中個舉人就更難，有的地方一個縣多少年也出不了一個舉人，別個不講，單說以譯介西學聞名的嚴復，自打英國回國以後就張羅考舉人，一連考了幾十年也沒考上。現在可好了，只要有點錢，似乎就可以實現過去難以實現的科場夢了。所以，童生們一窩蜂地擁進了小學，秀才們則進了中學，舉人進士則張羅著進大學或者出國留學（當然也有明白人「越級」）。大家突然之間，都升了一級。
改革的阻力雖然消解了，但農村社會卻因此而陷入了混亂。以私塾為代表的舊式鄉村教育，遭遇到了滅頂之災，因私塾垮台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
毫無疑義，私塾賴以存在的導向是科舉制，沒有了科舉制，私塾存在的合法性就要大打折扣。教育改革如此快地推行，不僅私塾在導向上迅速喪失意義，而且逐漸地不僅拉走了私塾的學生，甚至拉走了私塾的教師。從此以後，私塾教育一落千丈，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
在那個時候，私塾教育是一種相當普及的教育，它的成本很低，只要有個房子，有個桌子，再有個三家村學究就可以開辦（學生用的桌椅都可以讓他們自帶）。農民家的男孩子，只要還有口飯吃，往往都會被家長送到私塾里去學兩年，認識幾個字。因為費用極低，一點米，一條幹肉（標準的束脩）或是別的什麼都可以（事實上，農村裡的教書先生僅靠教書是養活不了自己和家人的，他們往往還要種地糊口）。農村的私塾雖然有許多層次，鄉紳的家塾師資和條件都比較好，強宗大族的族學，條件也不錯，但更普及的卻往往是那些根本不起眼的，由三家村學究主持的鄉塾。事實上，那時農村的私塾教育，至少是那些最低檔最普及的私塾，其功能和導向存在相當程度的分離，私塾的功能當然首先是把個別的農村孩子教成讀書人，其中只有極個別中的極個別分子可能進入科舉的程序，但是其次，或者說是主要的功能則是教眾多的農家子弟認識幾個字，有的還教一點珠算，好讓他們能記個賬、看懂文契和官府的文告。除了這兩種顯而易見的功能外，私塾實際上還存在著第三種功能。這第三種功能是與傳統農村的生活狀況緊密相連的。我們都說，傳統的農村是一個禮俗社會，禮俗既是農村日常活動，也是農村人的基本行為準則。但是，無論是婚喪嫁娶的各種禮儀，還是年節慶典的各色風俗活動，都離不開知書達理的讀書人參與其間，既要主持喊禮，又要從事各種文字事務。顯然，這種文字和禮儀的傳承，都要靠私塾這種舊教育，新學堂是不沾邊的。從表面上看，這種文字和禮儀的傳承，對生活並沒有特別緊要的關係，實際則不然，農村人不僅日常調解和敘事話語要依賴它，而且鄉村組織的活動、農村人的風俗行為沒了它也無法正常運轉。
新政教育改革的結果，不僅是吸走了鄉村的精英（新教育與舊教育不同，需要師資和設備，學堂辦得好的，只能在城市，改革的暗示非常清楚，只有走出去，才會有出息，走得越遠，出息越大，最好是到歐美留學），而且無可挽回地毀掉了鄉村的教育。
問題是，儘管新政的改革力度不能說不大，雖然說先進的中國人學西方也學了幾十年，洋人也進來了幾十年（主要是洋教士），但當時的中國農村，卻依然是一個傳統的農村，有的地方是刀耕火種，有的地方是牛耕人種，跟西方人沒有來之前並沒有什麼兩樣。傳統的農村，沒了傳統的讀書人，就等於沒有了鄉村文化的靈魂，而沒有了私塾，傳統的讀書人也就沒了傳承的渠道，終有一天會有油盡燈枯的時候。其實，用不著等到那一天，自新政以後，農村的社會生態就已經開始被破壞了。這種破壞，並不止於舊教育毀去、新教育不來，而是農村禮俗社會規則和行為方式的紊亂，農村逐漸喪失了原有的調節機制，無法完成固有的循環和運轉。民國以來，雖然鄉村的風俗還在延續，但靈魂卻已喪失，日見凌亂和無文，鄉村的組織，從宗族到鄉社，無不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中國的農村至少在文化層次上，已經陷入了現代化變革的深淵。20世紀30年代許多有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