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民就是義和團的成員，這種稱謂是義和團發生那個年月的，沒有褒也沒有貶，他們的對手，被稱為教民。在那個農民起義比較被看重的年月，中學生都知道，義和團跟太平軍不一樣，沒有統一的領導、統一的組織。但是沒有統一組織的拳民，卻穿著差不多的服裝，黃布包頭，紅肚兜，行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處（拳壇）「亮拳」，表演神靈附體（上法），然後舞刀弄槍，用大刀片往袒露的肚皮上砍，扎槍頂著咽喉，展示「刀槍不入」的本領。從山東到直隸，從河南到山西，北方偌大面積的土地上成千累萬的義和團都差不多，好像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控一樣。
很長時間以來，義和團研究是個顯學，但是學者都忙著給義和團找「根正苗紅」的「爹」（組織源流），只是這個出身好的爹，總也找不準，大家吵成一鍋粥。有的說義和團源於魯南半土匪性質的大刀會，有的說源於譜繫上曾經有過造反歷史的民間教門八卦教，有的則說是源於跟教會有衝突的民間拳會梅花拳。除了這幾樣之外，學者們找到的其他的組織源流，這個教，那個門，總括起來，能有幾十種之多。
「爹」找不明白，兒子的秘密自然也沒人理會，一本又一本的著述問世，但拳民到底是怎麼回事，看了之後，依舊不明白（因為沒有人屑於說）。其實，當年的史料文獻和後來的口述材料說得很清楚，義和團大體上由這樣幾部分人組成：老師，大師兄二師兄，拳民，恩主。老師，或者叫師傅，屬於傳道授業的。義和團的行為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老師，老師都有「法術」，說起來都是從峨眉山、昆崙山什麼地方下來的，有異人相授，比金庸先生還要早些，給這些山抹上了帶有氣功和武功的神秘色彩。當然，實際上這些老師也都是鄉下人，本沒有什麼特殊的本事，不過見過點世面，膽子大，敢說，也敢做，就成了老師。
好在要教的東西也不難，無非是點半像氣功、半似技巧的玩意。這種玩意現在依然有人玩，比如用刀往運好了氣的肚皮上砍（注意事項：不能用刀劃，一划肯定出事），扎槍頂著咽喉（注意事項：找好角度，否則穿幫）等等。還有的有點類似於前些年曾經很是流行的氣功，老師裝神弄鬼弄幾下，接了功的弟子們馬上像神鬼附體一樣，亂蹦亂跳，一跳老高。不同的是拳民們荷槍帶棒，手裡有傢伙，而且上法（接功）之後，往往宣稱自己是什麼什麼神仙附體，跟鄉間跳大神的巫婆神漢差不多，跳夠了，馬上精神委靡，回覆常態，回家照吃煎餅。當然，老師傳功，也像後來的氣功大師，總是要弟子孝敬銀錢。
不是一個拳壇一個老師，老師要到處走，義和團就是在老師的走村串街中流行開來的。老師雖然號稱傳的功法各有玄奧，但就跟前些年氣功熱的時候的氣功一樣，雖然大師們的門派不同，據說奧秘也各異，但基本的招式卻大致差不多，所以天南地北的拳民，比划起來，外人看上去，就都一樣了。應該指出的是，義和團運動過後許多年，華北鄉村興起紅槍會的時候，類似的老師，類似的功法傳播，又出現了。新面孔，老招數。
義和團拳壇的真正骨幹人物，是被稱為大師兄二師兄的人。這些人或者是對氣功感悟性好，或者有點武功底子，或者脾氣比較暴，拳民行動的時候，一般都是這些人領頭，燒教堂，殺教民，動真格的，需要這些人帶頭下手。當然，下手的時候，原本在拳壇練的本事，大多用不上。對方要是弱，比如婦孺什麼的，就剁成肉醬，對方如果強，堅持抵抗，多半也就算了。
拳壇的多數，是一般的拳民，老少都有，小的十歲上下，屬於義和團的兒童團，老的七八十的都有。這些人平時的時候，在老師的指導下，在大師兄二師兄的帶領下，在拳壇上演練，個別有條件的地方，還有民間鼓樂伴奏。這種演練，在美國學者周錫瑞看來，很有表演性和儀式性。的確，看當時人的記載，拳壇經常有很多人圍觀，跟看戲似的。後來氣功熱的時候，每逢大師出場，聚眾練功的時候，好像看的人也很多，可見古今一個道理。當然，拳民不可能只在家門口表演，還要出去幹事（其實真有不少拳民不打算出遠門的，只在家鄉玩玩算了，但袁世凱做山東巡撫，非逼著拳民北上京津，說是那邊有鬼子打，實際上是以鄰為壑），出去幹事的時候，殺殺燒燒，吆喝吶喊，全指著這些普通拳民。
除此而外，一個拳壇，還有若干不經常出現，但卻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們算是拳壇的後台或者叫恩主。這些人多半是鄉紳或者富戶，以武舉居多（武舉人和武秀才）。明清兩代，雖然文、武都有科舉，但軍隊的軍官卻基本上不由武舉來充任，大多行伍出身，武舉基本上成了人們求個功名、改變身份、取得紳士資格的一種方便門路（比起文舉，考試也相對容易通過），因此，武舉成了鄉村社會低級紳士的代名詞。這些人比較閑，好生事兒，所以，官府鼓勵，拳民起來的時候，他們往往樂於摻和其間，為拳壇張羅個吃喝什麼的。
說起來，拳民起來，跟自打基督教開禁以來，尤其是太平天國失敗之後，綿延幾十年的民教衝突有關。「民」指一般非教徒的老百姓，「教」指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教會和信教的教民。兩者的衝突，有些屬於利益方面的，比如說，一個地方只要出現了教民群體，一個社區就出現了另一個中心。新的權威，這種權威對世界有一種新的解釋，這樣或多或少會令原來的權威感到一點不舒服。更多的是屬於文化方面的，屬於基督教自身的行為和中國傳統習俗的衝突。
最早的文化衝突跟民間的戲樂活動有關。唱戲以及相關的社火秧歌活動，是中國農民的娛樂，但這種娛樂卻往往以酬神演戲的方式展開，於是被教會理解為「偶像崇拜」。因此，教會特意給教民從總理衙門討來一項「特權」，既不許教民參加活動，也不要教民分攤戲份。但是，當酬神演戲是為了求雨的時候，多少會有點麻煩，如果沒求來還好，求來了，雨又不可能只下在求雨人的地上，也沾了雨露的教民，就會被人視為佔了大便宜，糾紛在所難免。
比較常見的文化衝突，則跟教會的日常儀式有關，從出生、入教時的洗禮，到死前的終傅禮，平日做彌撒，以及密室懺悔，都令中國的老百姓既感到神秘，也感到不解。容易往邪了想，雙方有點摩擦的時候，就更易流於惡意揣測。一般來講，雖說中國人講究男女授受不親，但鄉村世界，農家村姑，沒有條件藏在深閨，所以男女混雜在所難免，但是這種混雜一般只限在野外、集市等空曠地方，一旦男女混雜在一個房間里（比如教會做彌撒），就難免引起人們有關臍下三寸的聯想，從通姦到濫交、群交。至於密室懺悔，隔膜更甚，不可解釋，則聯想也就更加活躍，簡直就板上釘釘認定就是密室行淫。應該說，自從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基督教開禁以來，中國的城鄉產生了無數的關於基督教、教會、教民的訛言，有無數份的打教揭帖在流傳，其中最核心的成分，都跟「淫」有關，來自文化的隔膜，被惡意地放大了。顯然，對於打破大門進來的西方人，無論輸入的宗教本身怎樣，中國人的觀感，幾乎從進入的那一刻起就註定是先天不良的。
特別被惡意放大的隔膜，還有教會育嬰堂收養棄嬰事件。在過去的時代，中國農村比較普遍存在溺嬰的現象，主要是棄養女嬰。雖然背後有生活的無奈，但不能不說是一個惡習。當然，中國也有人辦育嬰事業收養棄嬰，但這個事做得比較大的，還是教會的育嬰堂。育嬰堂收來的棄嬰，很多本身生命條件就不太好（視棄養的時間長短而定），收來之後，嬤嬤們往往對於拯救嬰兒靈魂，比拯救他們的生命更在意，因此造成了育嬰堂的嬰兒死亡率比較高。當育嬰堂將這些死嬰集中埋葬的時候，麻煩就來了。過去棄嬰東死一個，西丟一個，狼吃狗叼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但一個地點，一個棺材埋很多，就很扎眼。於是傳說這些孩子，都是教會害死的，更進一步傳說教會拐來中國人的小孩，挖心肝做葯，挖眼睛點銀（可以將鉛點化為銀）等。有的育嬰堂為了鼓勵人們幫助收棄嬰，往往會給那些送來孩子的人一點報酬，但是就是有匪類，為了這點報酬，居然去拐人家孩子，這種匪類一旦暴露，就會把屎盆子扣在育嬰堂頭上，「坐實」了有關的訛言。轟動全國的1870年天津教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鬧起來的。
當然，由文化隔膜導致的衝突，在基督教的傳播歷史上並不稀罕。從理論上講，隔膜是會隨著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風習固然怪異，中國人見得多了，自會見怪不怪，隨之而來的會是理解，甚至和解。只要彼此沒有將誤會中形成對抗，只要彼此的敵意沒有形成刻板印象，衝突就會消散。但是，當時清政府的作為，卻使這種和解的可能化為烏有。
基督教雖然開禁，被允許放了進來，但對於清政府來說，這只是高壓之下的權宜之計。清廷大員們的如意算盤是明開暗禁，用奕劻的話來說，就是天主教系屬異端，「雖已開禁，仍當暗為防範」（《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