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對於搞義和團研究的人來說是個非同尋常的年份。恰是一百年前，把北京和天津這樣的大都市攪得天翻地覆的義和團，在幾個月內演出達到了高潮，隨即謝幕。義和團事件對於當時的中國最直接的後果有三個：一是讓本來就被甲午賠款困擾、窮得快要當褲子的中國人又背上四億兩白銀的大賠款；二是中國自從盤古開天地以來第一次有了外務部；三是從山海關到天津一線外國軍隊有了「合法」的駐紮權，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外國大兵多到了可以打一場戰役，而天津按條約規定，只許有外國軍隊而不許中國軍隊駐紮。小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七七」事變時，既然日本還沒有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也就是說還沒打進山海關，二十九路軍為什麼會在北京南面的盧溝橋與日軍打起來？前一段時間很暢銷的一本書《我所見過的鬼子兵》的作者，在日本與眾日本中學生辯論盧溝橋事變是誰先打第一槍時，難倒眾日本中學生的法寶其實也是這個問題。從根子上追，都與義和團有點關係。當然，義和團事件的後果也不儘是慘事，庚子賠款支付了沒幾年，美國人退回庚款，於是有了清華留美預備學堂，後來變成了清華大學。
在20世紀初，對於正在學習西方自覺追求「文明」的中國知識界來說，義和團的存在和發生無疑是個恥辱，一個讓他們在外國人面前抬不起頭來的恥辱，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多少人樂意談「拳亂」，迴避這個事件，無疑有諱言家醜的意思在內。自庚子以後直到辛亥革命，中國追求「文明」的自覺顯然更加強烈了，一時間在市民們中間「文明」滿天飛，看的是「文明戲」，戴的是「文明帽」，手裡還拿著「文明棍」，連跟洋人叫板抵制洋貨也自詡為「文明排外」，說到根上這都是叫義和團事件刺激的，大家無非是用自己模仿西方的言行舉止的行為跟義和團的「野蠻」劃清界限。辛亥以後雖然漸漸地這種「追逐文明」的熱潮開始降溫，但是只要知識界與以英美為首的西方世界的親和感尚在，向西方學習的基調沒有根本改變，人們就不會對義和團以及義和團的研究有太大的熱情。應該說，在這一階段義和團在知識界所代表的意旨就是與文明相對應的野蠻，而其內含的另一種象徵中國本土文化對西方侵略的反抗的意蘊，基本上被遮蔽了。
實際上，知識界對義和團的否定，大體上還是一種手段層面上的否定，即由義和團手段的落後愚昧進而否定義和團本身，至多否定到義和團的某些行為，比如說濫殺無辜，從勞乃宣、袁昶開始就是如此，康梁諸人也差不多。也就是說，即使是中國進步的知識界，儘管在嘴上將義和團視為恥辱，但在內心深處並沒有真的將之打入冷宮，對西方侵略的文化與實體性反抗的衝動，並沒有因這場運動的徹底失敗而消失。直到後來，甚至在引進學習西方文明最高潮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當「一戰」結束、中國跟在協約國後面充當了一回「戰勝國」的時候，先進的文化人在大罵義和團的時候，卻跟北京的市民一樣，十分熱衷於拆掉克林德碑——恰由於義和團的「野蠻」——殺外國使節而導致恥辱紀念。
隨著知識界的更新換代有了模樣，一代新型知識分子成了點氣候，由西式理念構架的民族主義自然而然地就滋長起來，這對於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都是一樣的，反對西方宗主國的知識領袖，幾乎無一例外地是由宗主國教育和裝備起來的。其實不僅僅是「先生老是侵略學生」的緣故，一個古老的民族一旦產生了新的覺悟，就不大可能總是自甘末流，跟在人家後面亦步亦趨，「先生」的強橫與傲慢與實體性的侵略一樣可以引起「學生」民族主義的憤怒。當然，這種憤怒的內涵其實並不一樣，在被後來的史學家盛讚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的大遊行中，學生們一面高喊著「打倒列強」的口號，路過美國使館時卻起勁地向裡面歡呼致敬，顯然是因為美國總統威爾遜十四點原則的國會演說對弱小國家的親和之意。而當新生的蘇維埃俄國對華表達了全然不同於傳統帝國主義政策的友善信息時，也同樣贏得了知識界相當多人的心（在那個時代，人們不大可能清晰地辨別這種信息到底是不是權宜之計）。這兩件事像是某種宿命的象徵，從那時以後，以對美英和對蘇俄的態度為界，知識界划出了一條不甚清晰的右翼和左翼的線，雖然兩者的民族主義訴求都是非常清晰的。
左翼知識界與右翼的不同，還在於擁有一套反對帝國主義的全新話語和行動模式，一旦某些「先進的中國人」接受並掌握了這套話語和模式，義和團的歷史記憶就再一次被喚醒了，那個曾經將義和團貶得一文不值的陳獨秀在後來的以宣傳共產主義理論的《新青年》上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竟然為他過去罵過的東西唱起了讚歌。接踵而至的反帝運動中，發動組織者對於行為是否「野蠻」的擔心消失了，而這種擔心在民初的「抵貨運動」中幾乎成了組織者的夢魘，但是義和團的夢魘卻一次次出現在在華的西方人的夢中，以至於有些人顯得相當神經過敏。自然，由於「先進的中國人」一直在埋頭動員從前相信義和團刀槍不入的農民從事一場推翻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鬥爭，在現實的革命中被喚醒的義和團記憶並沒有在學術界得到相應的回應。事實上一直到大陸解放，學術界對義和團的關注相當少，總共加起來，只有屈指可數的幾本研究著作和少量論文。關於義和團迷信、濫殺和盲目排外的刻板印象，依舊存在於知識界的記憶中。
解放後，歷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理所當然地被併流到了營造新型意識形態的洪流當中，從前顛倒的歷史被要求再顛倒過來，重新肯定義和團很快就被推到了議事日程上。顯然，這首先是因為在近代兩大農民起義中，太平天國的歷史並沒有被「顛倒」得太厲害，肯定太平天國，不僅親共的學者做得到，親國民黨和非共非國的學者都做得到，而且也這樣做了。義和團則大不一樣，關於它「不光彩」的印象似乎在人們心目中留得太久了，人們一時半會兒還轉不過彎來。但是，新政權重建新型意識形態的關鍵有兩點：一是建立歷史價值中的下層取向，即牢固地樹立人民群眾的正面的反抗性形象，並賦予價值觀的意義；一是清算歷史上西方侵略的罪行，將日常的對於西方侵略的印象與列寧主義關於帝國主義的論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全新的反帝意識架構。無論從哪一點上講，義和團都是最合適的翻案文本，「說事」的話題。特別是由於美國抗戰以後的扶蔣反共，以及戰後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格局，美國成了中國乃至於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頭號敵人，而義和團運動中發生的八國聯軍入侵，基本上算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唯一一次和美國人的正式交手，所以更富有特別的意義（在朝鮮戰爭期間，這種意義就更加明顯）。
所以，無論早年毛澤東對胡適有多少好感（早年的毛受胡適的影響很大，據說毛澤東之所以不出國留學就是受了胡適「不留學主義」的影響，而且胡適對於毛澤東辦的《湘江評論》也曾大叫其好），也不論胡適實質上不過是個中共並非不能容忍的民主主義者，而且大陸解放後並沒有去台灣投靠蔣介石，更不管爭取這樣一些觀望分子的統戰需要，毛澤東還是發動了對胡適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全面批判。因為不徹底清除胡適的影響，對於完成意識形態的話語建構是有礙的。事實上，批判和清理知識分子中的崇美思想、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和重新興起的義和團再評價熱潮幾乎構成了一個系統工程，通過這個工程，歷史學為新型意識形態的建構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撐。這其中義和團的「研究」居功厥偉，作為一種幾乎是從頭開始的「歷史研究」，而且是做翻案文章，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並「定調子」的前提下，它被注入了一種從前的學術界不好想像的革命語式，而且以革命的形式進行。今天的學者也許很難想像，那個時候的義和團研究文章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驚嘆號，那麼多好像是在面對面斗美國佬似的頻頻質問，為什麼大家在揭露批判八國聯軍侵略行徑時單單揪住美國人不放，相對來說反而將禍害中國人最厲害的德國和俄國人放在了一邊？在整個歷史學的研究領域，很難再有地方比義和團研究更直接和不加掩飾地使用著革命語式，充斥著革命的激情，研究者在許多方面甚至已經越出了毛澤東的定性，考證出義和團原本就有一個有造反傳統的出身——白蓮教系統的民間教門。在研究中，景廷賓的「掃清滅洋」凸顯了，原來面目並不清晰的義和團領袖高大了，連紅燈照都說成是婦女解放，從而賦予了義和團反帝反封建的性質。
直到今天，北大的一位顯然是有些天真的老教授還著文指責當年的某些大牌的史學家，在論及義和團的時候，為了給義和團臉上貼金，居然違背歷史常識，不惜顛倒順序，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其實，當時的大牌史學家是明白自己在幹什麼的，對於後來被人挑出的錯，他們在當初就很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應該說，歷史的記憶再次被大規模喚醒的時候，已經被注入了一種沒有多少歷史感的內容。義和團基本上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