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恭三（鄧先生之字）已經很有些年頭了。因為同是山東老鄉，我們本應該在20年代前期就在濟南認識的。但因他長我四歲，中學又不在一個學校，所以在那裡竟交臂失之，一直到了30年代前期才在北京相識，仍然沒有多少來往。緊接著，我又遠適異域，彼此不相聞者十餘年。1946年，我從歐洲回國，來北大任教。當時恭三是胡適之校長的秘書。我每每到沙灘舊北大孑民堂前院東屋校長辦公室去找胡先生，當然都會見到恭三，從此便有了比較多的來往，成了算是能夠知心的朋友了。
恭三是歷史學家，專門治宋史，卓有建樹，騰譽國內外士林，為此道權威。先師陳寅恪先生有一個頗為獨特的見解。他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中寫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而「復振」的希望有一部分他就寄托在恭三身上。他接著寫道：「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應致力者。」然而這一件工作鄧並不容易做，因為《宋史》闕誤特多，而在諸正史中，卷帙最為繁多，由此可見，欲治《宋史》，必須有勇氣，有學力。「數百年來，真能熟讀之者，實無幾人。」恭三就屬於這僅有的「幾人」之列。對於《宋史職官志考證》一書，陳先生的評價是：「其用力之勤，持論之慎，並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這是極高的評價。熟悉陳先生之為人者，都知道，陳先生從不輕易月旦人物，對學人也從未給予廉價的讚美之詞。他對恭三的學術評價，實在值得我們注意和深思的。
近些年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國內大學及科研機構中，從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事業者，大都有後繼乏人之慨嘆。實際情況也確實是這樣，確實值得人們擔憂。阻止或延緩這種危機的辦法，目前還沒有見到。有個別據要津者，本應亡羊補牢，但也遲遲不見行動，徒託空言，無濟於事。這絕非杞人憂天的想法，而是迫在眉睫的災難。我輩這一批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分子，雖然知之甚急，憂之極切，也只能「驚呼熱中腸」而已。
在這樣的危機中，宋史研究當然也不會例外。但是，恭三是有福的。他的最小的女兒鄧小南，女承父業，接過了恭三研究宋史的衣缽，走上了研究宋史的道路，雖然年紀還輕，卻已發表了一些頗見水平的論文，嶄露頭角，將來大成可期。恭三不出家門，就已後繼有人，他可以含笑於九泉之下或九天之上了。我也為老友感到由衷的高興。
恭三離開我們時，已經達到九十歲高齡。在中國幾千年的學術史上，我還想不起哪一個學者曾活到這般年紀。但是，從他的身體狀態，特別是心理狀態上來看，他本來是還能活下去的。他雖身患絕症——他自己並不知道——但在病床上還講到要回家來寫他的《岳飛傳》。我們也都希望，他真能夠「豈止於米，相期以茶」。即使達不到一百零八歲的茶壽，但是九十九歲的白壽，或者一百歲的期頤，努一把力，還是有希望的。可是死生之事大矣，是不能由我們自己來決定的。我們含恨同他告別了。
回憶我們長達半個世紀的交誼，讓我時有凄涼寂寞之感。解放前在沙灘時，我們時常在一起閑聊，上天下地，無所不聊，但是聊得最熱烈的卻是胡校長競選國民黨的國大代表和傳說蔣介石放出風來有意推胡為「總統」的事。我們當時政治覺悟都不夠高，但是，以我們那種很低的水平，也能夠知道蔣介石之心是路人皆知。可笑或可悲的是，聰明如胡先生者竟頗有相信之意。我們共同的結論是，胡畢竟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的，是一個書獃子。
以後不久，我同恭三等一批也是書獃子的人，迎來了解放，一時心情極為振奮。1962年以後，朗潤園六幢公寓樓落成，我們相繼搬了進來。在風光旖旎的燕園中，此地更是特別秀麗幽靜。雖然沒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卻也有茂林修竹，翠湖青山。夏天紅荷映日，冬日雪壓蒼松。這些當然都能令人賞心悅目，這已極為難得。但是，光有好風景，對一些書獃子如不佞者，還是不夠的，我需要老朋友，需要素心人。陶淵明詩：「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這正是我所要求的，而我也確實得到了。當年全盛時期，張中行先生住在這裡，雖然來往不多，但是早晨散步時，有時會不期而遇，雙方相向拱手合十，聊上幾句，就各奔前程了。這一早晨我胸中就暖融融的，其樂無窮。組緗是清華老友，也曾在這裡住過。常見一個戴兒童遮陽帽的老頭兒，獨自坐在湖邊木椅上，面對半湖朝日，西天紅霞。我顧而樂之，認為這應當歸入朗潤幾景之中。「素心人」中，當然有恭三在。我多次講過，我是最不喜歡拜訪人的人，我同恭三，除了在校內外開會時見面外，平常往還也不多。四五年前，我為寫《糖史》查資料，每天到北大圖書館去。回家時，常在路上碰到恭三，他每天上午11點前必到歷史系辦公室去取《參考消息》。他說，他故意把《參考消息》訂在系裡，以便每天往還，藉以散步，鍛煉身體。兩耄耋老人每天在湖邊相遇，這也可算是燕園後湖一景吧。
然而，光陰荏苒，時移世異，曾幾何時，中行先生在校外找到房子，喬遷新居。雖然還時通音問，究亦不能在清晨湖畔，合十微笑了。我心頭感到空蕩蕩的，大發思古之幽情。但是，中行先生還健在，同在一城中，樓多無阻攔，因此，心中尚能忍受得住。至於組緗和恭三，則情況迥乎不同。他們已相繼走到了那一個長滿了野百合花的地方，永遠，永遠地再也不回來了。此時，朗潤園湖光依舊瀲灧，山色依舊秀麗，車輛依舊賓士，人物依舊喧鬧。可是在我的心中，我卻感到空虛、荒寒、寂寞、凄清，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慨，真想「獨愴然而涕下」了。默誦東坡詞「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聊以排遣憂思而已。
中華民族畢竟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四大發明，震撼寰宇、輝耀千古，我們在這裡暫且不談。我只談一個詞兒：「後死者」。在這世界上其他語言中還沒有碰到過。從表面上來看，這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詞兒。但仔細一探究，卻覺其含義深刻，令人回味無窮。對已死的人來說，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是一個「後死者」。可這個詞兒裡面蘊含著哀思、回憶、撫今追昔，還有責任、信託。已死者活在後死者的記憶中，後者有時還要完成前者未竟之業，接過他們手中曾握過的接力棒，繼續飛馳，奔向前方，直到自己不得不把接力棒遞給自己的「後死者」，自己又活到別人回憶里了。人生就是如此，無所用其愧恨。現在我自己成了一個「後死者」，感情中要承擔所有沉重的負擔。我願意擺脫掉這種沉重的負擔嗎？我捫心自問。還不想擺脫，一點兒擺脫的計畫都沒有。我願意背著這個沉重的「後死者」的十字架，一直背下去，直到非擺脫不行的時候。但願那一天晚一點兒來，阿門！
1998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