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保姆告訴我，北京外國語大學來了電話，說許國璋教授去世了。我不禁「哎喲」了一聲。我這種不尋常的驚呼聲，在過去相同的場合下是從來沒有過的。它一方面表現了這件事對我打擊之劇烈，另一方面其背後還蘊含著一種極其深沉的悲哀，有如被雷擊一般，是事前絕對沒有想到的，我只有驚呼「哎喲」了。
我同國璋，不能算是最老的朋友。但是，屈指算來，我們相識也已有將近半個世紀了。在解放初期那種狂熱的開會的熱潮中，我們常常在各種各樣的會上相遇。會雖然是各種各樣，但大體上離不開外國語言和文學。我們亦不是一個行當，他是搞英語的，我搞的則是印度和中亞古代語言。但因為同屬於外字型大小，所以就有了相會的機會。我從小學就開始學英語，以後在清華，雖雲專修德語，實際上所有的課程都用英語來進行，因此我對英語也不敢說是外行，又因此對國璋的英語造詣也具有能了解的資格。英語界的同行們對他的英語造詣之高，無不欽佩。但是，他在這一方面絕無驕矜之氣。他待人接物，一片淳真，樸實，誠懇，謙遜，但也並不故做謙遜狀，說話實事求是，決不忸怩作態。因此，他給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畢生難忘的印象。
到了那一個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他理所當然地在劫難逃。風聞他被打成了外院「洋三家村」的大老闆。中國人作詩詞，講究對偶，「四人幫」一夥雖然胸無點墨，我們老祖宗這個遺產，他們卻忠誠地繼承下來了，既有「土三家村」，必有「洋三家村」。國璋等三個外院著名的英美語言文學的教授，適逢其會，叨蒙垂青，於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洋三家村」就出現在大字報上了。大家都知道，「土三家村」是「十年浩劫」的直接導火線。本來不存在的事實卻被具有「天眼通」、「天耳通」的「四人幫」及其徒子徒孫們「炒」成了「事實」，搞得烏煙瘴氣，寰宇聞名。中一變而為外，土一變而為洋，當時崇洋媚外，罪大惡極——其實「四人幫」一夥是在靈魂深處最崇洋媚外的——「土三家村」十惡不赦，而「洋三家村」則必然是萬惡不赦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國璋所受的皮肉之苦，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概可想見了。
撥亂反正，天日重明。我同國璋先生的來往也多了起來。據我個人的估計，我們在「浩劫」前後的來往，性質和內容，頗有所不同。劫前集會，多是務虛；劫後集會，則重在務實。從前，我們這一群知識分子，特別是老知識分子，又特別是在外國待過的老知識分子，最初還是有理智、有自知之明的。我們都知道自己是熱愛祖國的，熱愛新社會的，對所謂「解放」是感到驕傲的。然而，天天開會，天天「查經」，天天「學習」，天天歌功。人是萬物之靈，但又是很軟弱的動物，久而久之，就被這種環境製造成了後現代主義的最新型的「基督教徒」，一腦袋「原罪」思想，簡直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罪惡滔天，除非認真脫胎換骨，就無地自容，就無顏見天下父老。我的老師中國當代大哲學家金岳霖先生，學貫中西，名震中外，早已過了還歷之年，頭髮已經黑白參半。就是這樣一個老人，竟在一次會上，聲音低沉，眼睛裡幾乎要流出眼淚，沉痛檢討自己。什麼原因呢？他千方百計託人買一幅明朝大畫家文徵明的畫。我當時靈魂的最深處一陣戰慄，覺得自己「原罪」的思想太差勁了，應該狠狠地向老師學習了。
我同國璋也參加了不少這樣的會，他是怎樣思考的，我不知道。反正他是一個老黨員，「原罪」的意識應該超過我們的。我絲毫也沒有認為，中國的老知識分子都是完美無缺的。我們有自己的缺點，我們也應該改造思想。但是，事實最是無情的，當年一些揮舞著「資產階級法權」大棒專門整人的人，曾幾何時，原形畢露：他們有的不只是資產階級思想，而且還有封建思想。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諷刺嗎？
這話扯遠了，還是收回來講劫後的集會吧，此時「四人幫」已經垮了台，「雙百方針」真正得到了實現。改革開放給人們帶來了思想的活躍，帶來了重新恢複起來的幹勁。外國語言文學界也不例外。我同國璋先生，還有「洋三家村」的全體成員，以及南南北北的同行們，在暌離了十多年以後，又經常聚在一起開會。但是，現在不再是寫不完的檢討，認不完的罪，而是認真、細緻地討論一些為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有關外國語言文學的問題。最突出的例子是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和「語言卷」的工作。此時，我們真正是心情愉快，彷彿撥雲霧而見青天。那一頂頂「資產階級法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虛無縹緲的、至今誰也說不清楚的、然而卻如泰山壓頂似的大帽子，「三山半落青天外」了。我們無帽一身輕，真有用不完的勁。我同國璋每次見面，會心一笑，真如「如來拈花，迦葉微笑」，「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最難忘的是當我受命擔任「語言卷」主編時的情景。這樣一部能夠而且必須代表有幾千年研究語言學傳統的世界大國語言學研究水平的巨著，編纂責任竟落到了我的肩上，我真是誠惶誠恐，如履薄冰。我考慮再三，外國語言部分必須請國璋先生出馬負責。中國研究外國語言的學者不是太多，而造詣精深，中西兼通又能隨時吸收當代語言新理論的學者就更少。在這樣考慮之下，我就約了李鴻簡同志，在一個風大天寒的日子裡，從北大乘公共汽車，到魏公村下車，穿過北京外院的東校園，越過馬路，走到西校園的國璋先生的家中，懇切陳詞，請他負起這個重任。他二話沒說，立即答應了下來。我剛才受的寒風冷氣之苦和心裏面忐忑不安的心情，為之一掃。我無意中瞥見了他室中擺的那一盆高大的刺兒梅，靈犀一點，覺得它也為我高興，似向我招手祝賀。
從那以後，我們的來往就多了起來，有時與《大百科》有關，有時也無關。他在自己的小花園裡種了荷蘭豆，幾次採摘一些最肥嫩的，親自送到我家裡來。大家可以想像，這些當時還算是珍奇的荷蘭豆，嚼在我嘴裡是什麼滋味，這裡面蘊含著淳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辭彙來形容，什麼「鮮美」，什麼「脆嫩」，都是很不夠的。只有用神話傳說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amra（不死之葯）一類的詞兒，才能表達於萬一。
他曾幾次約我充當他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答辯委員會主席，請我在他住宅附近的一個餐廳里吃飯，有一次居然吃的是涮鍋子。他也到我家來過幾次，我們推心置腹，無話不談。我們談論彼此學校的情況，談論當前中國文壇、特別是外國語言文學界的新情況和新動向，談論當前的社會風氣。談論最多的是青年的出國熱。我們倆都在外國待過多年，決不是什麼土包子，但是我們都不贊成久出不歸，甚至置國格與人格於不顧，厚顏無恥地賴在那個蔑視自己甚至污辱自己的國家裡不走。我們當年在外國留學時，從來也沒有久居不歸的念頭。國璋特別講到，一個黃臉皮的中國人，那幾個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除外，在民族歧視風氣濃烈的美國，除了在唐人街鬼混或者同中國人來往外，美國社會是很難打進去的。有一些中國人可以畢生不說英文，依然能過日子。神話傳說中說道人成道，雞犬升天，那一些中國人把一塊中國原封不動地搬過了汪洋浩瀚的太平洋，帶著雞犬，過同在中國完全一樣的日子，笑罵由他笑罵，好飯我自吃之，這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同國璋禁不住唏噓不已。「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我們不是楚囚，也無明昌可話，但是我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們是欲哭無淚了。豈不大可哀哉！
最讓我憶念難忘的是在我八十歲誕辰慶祝會上，我同國璋兄的會面。人生八十，壽登耄耋，慶祝一下，未可厚非。但自謂並沒有做出什麼了不起的成績，而校系兩級竟舉辦了這樣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大會在電教大廳舉行。本來只能容四百多人的地方，竟到了五六百人。多年不見的畢業老同學都從四面八方來到燕園，向我表示祝賀。我的家鄉的書記也不遠千里來了。澳門的一些朋友也來了。我心裡實在感到不安。最讓我感動的是接近米壽的馮至先生來了，我的老友，身體虛弱、疾病纏身的吳組緗兄也坐著輪椅來了。我既高興，又忐忑不安，感動得我手忙腳亂，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又實在出我意料，國璋兄也帶著一個大花籃來了。我們一見面，彷彿有什麼暗中的力量在支配著我們，不禁同時伸出了雙臂，擁抱在一起。大家都知道，這種方式在當前的中國還是比較陌生的。可我們為什麼竟同時伸出了雙臂呢？中國古人說：「誠於中，形於外。」在我們兩人的心中，不知道從什麼時候早已埋下了超乎尋常的感情，一種「貴相知心」的感情。在當時那一種場合下，自然而然地爆發了出來，我們只能互相擁抱了。
在我漫長的一生中，那一次祝壽會是空前的，是我完全沒有意料到的。我周旋在男女老少五六百人的人流中，我眼前彷彿是一個春天的樂園，每一個人的笑容都幻化成一朵盛開的鮮花，奼紫嫣紅，一片錦繡。當我站在台上講話的時候，心中一時激動，眼淚真欲奪眶而出，片刻沉默，簡直說不出話來。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