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早晨，突然聽說，鍾敬文先生走了。我非常哀痛，但是並不震驚。鍾老身患絕症，住院已半年多，我們早有思想準備。但是聽說，鍾老在病房中一向精神極好，關心國事、校事，關心自己十二名研究生的學業，關心老朋友的情況。我心中暗暗地期望，他能闖過百歲大關，把病魔闖個落花流水，闖向茶壽，為我們老知識分子創造一個奇蹟。然而，事實證明，我的期望落了空。豈不大可哀哉！
鍾老長我八歲，如果在學壇上論資排輩的話，他是我的前輩。想讓我說出認識鍾老的過程，開始階段有點兒難說。我在讀大學的時候，他已經在民俗學的研究上頗有名氣。雖然由於行當不同，沒有讀過他的書，但是大名卻已是久仰了。這時是我認識他，他並不認識我。此後，上個世紀從3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六十來年的漫長的時期內，我們各走各的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都在勤懇地耕耘著，不相聞問，事實上也沒有互相聞問的因緣。除了大概是在50年代他有什麼事到北大外文樓系主任辦公室找過我一次之外，再無音訊。
1957年那一場政治大風暴，來勢迅猛，鍾老也沒有能逃過。我一直到現在也不明白，像鍾老這樣謹言慎行的人，從來不胡說八道，怎樣竟也不能逃脫「陽謀」的圈套，墮入陷阱中。自我們相交以來，他對此事沒有說過半句抱怨的話，使我在心中暗暗地欽佩。我一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由幾千年歷史環境所決定，愛國成性。祖國是我們的母親。不管受到多麼不公平的待遇，母親總是母親，我們總是無怨無悔，愛國如故。我覺得，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可寶貴的品質，一直到今天，不但沒有失去其意義，而且更應當發揚光大。在這方面，鍾老是我們的表率。
為什麼鍾老對我產生了興趣呢？我有點兒說不清楚。這大概同我的研究工作有關。我曾用了數年之力翻譯了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也曾對幾個民間故事和幾種民間習俗，從影響研究的角度上追蹤其發展、傳播和演變的過程。鍾老是民俗學家，所以就發生了興趣。他曾讓我到北師大做過一次有關《羅摩衍那》的學術報告。他也曾讓我複印我幾篇關於民間故事傳播過程的論文。做什麼用，我不清楚。對於比較文學，我是淺嘗輒止，沒有深入鑽研。但是，我卻傾向於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這種研究摸得著、看得清，是踏踏實實的學問。不像美國學派提倡的平行研究，恍兮惚兮，給許多不學無術之輩提供了藏身洞。鍾老可能是傾向於影響研究的，否則他不會複印我的論文。
不管怎樣，這樣一來，我們就成了朋友，而且是忠誠真摯的朋友。陳寅恪先生《王觀堂先生輓詞》中說：「風義平生師友間」。我同鍾老的關係頗有類似之處，我對他尊敬如師長。他為人正直寬厚，藹然仁者，每次晤對，如坐春風。由於鍾老的緣故，我對北師大的事情也積極起來。每次有會，召之即來，來之必說。主要原因是想見上鍾老一面。一面之晤，讓我像充了電一般，回校後久久興奮不已，讀書寫作更加勤奮。我常常自己想，像鍾老這樣的老人，忠貞愛國，畢生不貳；百歲敬業，舉世無雙。他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又是我們學習的楷模。中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他的。
去年，2001年，是我的九十歲生日。一些機關、團體和個人變著花樣為我祝壽。我常常自嘲是「祝壽專業戶」。每次祝壽活動，我總忘不了鍾老，只要有借口，我必設法請他參加，他也是每請必到。至於他自己卻缺少官樣的借口來祝壽，米壽已過，九十也被他甩在後面，離開白壽（九十九歲）最近，可也還有一些距離。去年年初，我們想了一個主意，把接近九十或九十以上的老朋友六七位邀請到一起，來一個聯合祝壽，林庚、侯仁之、張岱年等等都參加了。大家都不會忘記鍾老，鍾老也來參加了。大家盡歡而散，成為一次難能可貴的盛會。可是走出勺園七號樓的大門時，我看到大紅布標仍然寫著「慶祝季羨林先生九十華誕」，我心中十分愧怍。9月29日，我又以給鍾老祝壽的名義，在勺園舉辦了一次有將近二百人參加的大會，群賢畢至，發言熱烈。
去年下半年，鍾老因病住院，我曾幾次心血來潮，要到醫院裡去看他。但是，他正在醫生的嚴密的「控制」下，不許會見老朋友，怕他興奮激動。到了今年年初，我也因病進了醫院，也處在大夫的嚴密「控制」下。可我還夢想，在預定本月中旬中央幾個機構為鍾老慶祝百歲華誕時說不定能見他一面。然而他卻匆匆忙忙地不辭而別。我見他一面的夢想永遠化為幻影了。現在他的面影時時在我眼前晃動，然而面影畢竟代替不了真正的面孔，而真正的面孔卻永遠一去不復返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寫這篇短文，幾次泫然淚下。回想同鍾老幾年的交往，「許我忘年為氣類，北海今知有劉備。」而今而後，哪裡再找這樣的人啊！茫茫蒼天，此恨曷極！
2002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