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僧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十多年了。作為他的受業弟子，我同其他弟子一樣，始終在憶念著他。
雨僧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文寫成的《紅樓夢》，所以矛盾。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
總之，他是一個既奇特又矛盾的人。
我這樣說，不但絲毫沒有貶意，而且是充滿了敬意。雨僧先生在舊社會是一個不同流合污、特立獨行的畸人，是一個真正的人。
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我聽過他幾門課：「英國浪漫詩人」、「中西詩之比較」等。他講課認真、嚴肅，有時候也用英文講，議論時有警策之處。高興時，他也把自己新寫成的舊詩印發給聽課的同學，《空軒》十二首就是其中之一。這引得編《清華周刊》的學生秀才們把他的詩譯成白話，給他開了一個不大不小而又無傷大雅的玩笑。他一笑置之，不以為忤。他的舊詩確有很深的造詣，同當今想附庸風雅的、寫一些根本不像舊詩的「詩人」，決不能同日而語。他的「中西詩之比較」實際上講的就是比較文學。當時這個名詞還不像現在這樣流行。他實際上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值得我們永遠懷念的。
他坦誠率真，十分憐才。學生有一技之長，他決不掩沒，對同事更是不懂得什麼叫忌妒。他在美國時，邂逅結識了陳寅恪先生。他立即馳書國內，說：「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也許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他在清華作為西洋文學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國學研究院的主任。
他當時給天津《大公報》主編一個《文學副刊》。我們幾個喜歡舞筆弄墨的青年學生，常常給副刊寫點兒書評一類的短文，因而無形中就形成了一個小團體。我們曾多次應邀到他那在工字廳的住處：藤影荷聲之館去做客，也曾被請在工字廳的教授們的西餐餐廳去吃飯。這在當時教授與學生之間存在著一條看不見但感覺到的鴻溝的情況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至今回憶起來還感到溫暖。
我離開清華以後，到歐洲去住了將近十一年。回到國內時，清華和北大剛剛從雲南複員回到北平。雨僧先生留在四川，沒有回來。其中原因，我不清楚，也沒有認真去打聽。但是，我心中卻有一點兒疑團：這難道會同他那耿直的為人有某些聯繫嗎？是不是有人早就把他看做眼中釘了呢？在這漫長的幾十年內，我只在60年代初期，在燕東園李賦寧先生家中拜見過他。以後就再沒有見過面。
在「十年浩劫」中，他當然不會倖免。聽說，他受過慘無人道的折磨，挨了打，還摔斷了什麼地方，我對此絲毫也不感到奇怪。以他那種奇特的特立獨行的性格，他決不會投機說謊，決不會媚俗取巧，受到折磨，倒是合乎規律的。反正知識久已不值一文錢，知識分子被視為「老九」。在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時代，我有意不去仔細打聽，不知道反而能減輕良心上的負擔。至於他有什麼想法，我更是無從得知。現在，他終於離開我們，走了。從此人天隔離，永無相見之日了。
雨僧先生這樣一個奇特的人，這樣一個不同流合污特立獨行的人，是會受到他的朋友們和弟子們的愛戴和懷念的。現在編集的這一本《回憶吳宓先生》就是一個充分的證明。
他的弟子和朋友都對他有自己的一份懷念之情，自己的一份回憶。這些回憶不可能完全一樣，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觀察事物和人物的角度和特點。但是又不可能完全不一樣。因為回憶的畢竟是同一個人——我們敬愛的雨僧先生。這一部回憶錄就是這樣一部既不一樣又不不一樣的匯合體。從這個一樣又不一樣的匯合體中可以反照出雨僧先生整個的性格和人格。
我是雨僧先生的弟子之一，在貢獻上我自己那一份回憶之餘，又應編者的邀請寫了這一篇序。這兩件事都是我衷心愿意去做的。也算是我獻給雨僧先生的心香一瓣吧。
1989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