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北大情況的人都會知道，郝平同志是北大教職員中最忙碌的人物之一。北大在中國以及世界上享有特殊的地位與威望。許多國家的著名學府和科研機構，都同北大建立了名目不同的合作和交流關係。外國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以及各種不同學科的權威學者，都以能夠到北大來參觀訪問，特別是發表演講為畢生光榮，大有「不到北大非好漢」之概。至於其他形形色色的訪問者更是絡繹不絕。在黨委和校長領導之下，承擔種種接待任務的首當其衝的就是北大國際交流與合作處，而郝平正是該處的負責人。據我個人的經驗和觀察，這個處的日曆同其他各處都不一樣，他們沒有雙休日、節假日以及什麼寒假暑假，終日忙忙叨叨，送往迎來，宛如燕園的一盞走馬燈，旋轉不停。一群男女青年就是這一盞走馬燈上的人物，居其中而眾星拱之的就是郝平。
我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就是這樣一位忙碌的郝平同志忽然有一天送給我一大摞稿子，內容是講北大開創時期的校史的。寫校史，不是寫小說、寫詩歌，只要有靈感就行，這裡需要的不是靈感，而是勤奮。需要辛辛苦苦，爬羅剔抉，用竭澤而漁的精神，搜集資料。郝平告訴我，他在國外留學時就開始了資料的搜集。回國以後，成為走馬燈的主要人物以後，又鍥而不捨，繼續搜羅，常常用別人午休的時間，來從事此項工作。夜裡則利用睡眠的時間，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一直到累得病倒，進醫院動手術，而其志彌堅，終於寫成了此書的初稿。
誰聽了這樣的故事，能不肅然起敬呢？
說句老實話，我真正受到了感動。現在北大的青年教員中，能拚命向學的，確有人在。但是，身為教員而不讀書者或者讀書勁頭不夠，心有旁騖者，也決不乏人。現在有了郝平這一面鏡子，擺在自己眼前，何去何從，每個人都會做出自己的抉擇，也必須做出自己的抉擇。這是我的信念，也是我的希望。
這話說得遠了一點，還是回過頭來，談一談郝平的《校史》，因為講的是北大創辦時期的歷史，我為此書定名為《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得到了他的首肯。根據郝平自己對本書的介紹，我們可以了解本書的主要論點。為了敘述準確起見，我還是先做一個文抄公，抄一段郝平自己的話：「（京師）大學堂的創辦不僅僅是戊戌變法的產物，其根本原因應當追溯到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清王朝的失敗引起仁人志士如林則徐、魏源和龔自珍等人的思考，並在全國掀起了一場維新思潮和洋務運動。同文館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北洋海軍在中日甲午海戰中全軍覆沒，激起了康梁等進步力量要求政治改革的強烈呼聲。京師大學堂既是這場改革的產物，又是自鴉片戰爭50年來，人們不斷探求救亡之路的最高要求。這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歷史過程。」郝平這個簡短扼要的論述，其基礎和根據就是大量的確鑿可靠的原始檔案資料。這些資料都寫在本書中，用不著我來重複敘述。
郝平對資料的搜集付出了極大的勞動，他搜集得頗為齊全，分析得又極為細緻。分析中時有新意，真令人想浮一大白。這些資料都是別人不甚注意的，更談不到使用。郝平這樣做的目的是追溯北京大學創辦的起源問題，是研究北京大學校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他發前人未發之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從京師同文館到京師大學堂」。他能自圓其說，他的這個看法是能夠站得住腳的。
但是，據我個人的看法，這隻能是北京大學創辦起源的說法之一，不是唯一的一個。而且我們還不要忘記，不是先裁撤了同文館然後創辦京師大學堂，而是在京師大學堂創辦以後才裁撤了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中的。同文館是清政府為了辦理洋務必須同洋人打交道，而打交道首先必須有懂外文的翻譯人才，而建立的一所培養翻譯的一種特殊的學堂，以後才逐漸增設了一些洋文之外的課程。同文館隸屬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可見其作用之所在。要勉強找一個來源的話，明代的四夷館庶幾近之。解放後原隸屬外交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也頗有類似之處。
我個人沒有下過功夫研究北大的校史。可是我多少年以來就有一個想法，這個想法我曾在許多座談會上講到過，也曾對許多人講到過。曾得到許多人的同意，至少還沒有碰到反對者。最近在《北京大學校刊》1997年12月15日一期上，讀到蕭超然教授答學生問，才知道，馮友蘭先生也有這個意見，而且還寫過文章，他的文章我沒有讀過，也沒有聽他親口談過。郝平書中講到，北大前校長鬍適之先生也有過完全一樣的說法。我現在斗膽說一句妄自尊大的話，這可以算是「英雄所見略同」吧。
究竟是什麼意見呢？就是：北大的校史應當上溯到漢朝的太學。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一個很奇特的國家。第一，中國尊重歷史，寰宇國家無出其右者。第二，中國尊重教育。幾千年來辦教育一向是兩條腿走路：官辦和民辦，民辦的可以以各種名目的書院為代表。當然也有官辦的書院，那就屬於另一條腿。在辦教育方面，多數朝代都有中央、省、府、縣——必須說明一句：這三級隨朝代的不同而名稱各異——幾個等級的學校。中國歷代都有一個「全國最高學府」的概念，它既是教育人才的機構，又是管理教育行政的機構。這個「最高學府」名稱也不一樣。統而言之，共有兩個：太學和國子監。雖然說，東漢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始設太學，但是「太學」之名，先秦已有。我在這裡不是專門研究太學的歷史，詳情就先不去講它了。晉武帝咸寧二年（276年）始設國子學，北齊改為國子寺，隋又改為國子學。隋煬帝改為國子監。唐代因之，一直到清末，其名未變。
物換星移，滄海桑田，在過去將近兩千年的歷史上，改朝換代之事，多次發生。要說太學和國子監一直辦下去，一天也沒有間斷過，那是根本不能夠想像的。在兵荒馬亂，皇帝和老百姓都處於塗炭之中的情況下，教育機構焉能不中斷呢？但是，最令我們驚異的是，這種中斷只是暫時的，新政權一旦建立，他們立即想到太學或國子監。因此，我們可以實事求是地說，在將近兩千年悠長的歷史上，太學和國子監這個傳統——我姑名之曰學統——可以說是基本上沒有斷過。不管最高統治者是漢人，還是非漢人，頭腦里都有教育這個概念，都有太學或國子監這個全國最高學府的概念，連慈禧和光緒皇帝都不例外。中國的學統從太學起，中經國子監，一直到京師大學堂，最後轉為北京大學，可以說是一脈相承，沒有中斷。這在世界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以上說的可以算是馮友蘭先生、胡適之先生和我自己的「理論」或說法的依據和基礎。我們在這裡並沒有強詞奪理，也沒有歪曲史實。研究學問，探討真理，唯一的準則就是實事求是，唯真是務。我抱的正是這樣的態度。我絕無意為北大爭正統，爭最高學府的榮銜。一個大學辦得好壞，絕不決定於它的歷史的長短。歷史久的大學不一定辦得好，歷史短的大學不一定辦得不好。無數事實俱在，不容爭辯。但是，我也算是一個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人，事實如此，我不得不如此說爾。
按照目前流行的計演算法，今年是北京大學的百年校慶。這在北大無疑是一件大事。在全中國，無疑也是一件大事。在這樣吉祥喜慶的日子裡，郝平同志把他這一部心血凝成的《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拿出來獻給學校，獻給全校的師生員工，獻給遍布在全世界各地的在不同的工作崗位做出了不同程度貢獻的北大校友們，真可以說是錦上添花之舉。我相信，這一部書一定會受到大家的熱烈歡迎。
我在這裡還想加上一段絕非「多餘的話」。我在很多地方都說過：中國知識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識分子，他們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愛國主義。例子不用到遠處去找，在我上面講到的「學統」中，在北大遙遠的「前身」中就有。東漢太學生反對腐朽的統治，史有明文，絕非臆造。這個傳統一直傳了下來，到了明末就形成了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所說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後來演變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北京大學創辦以後，一百年來，每到中國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關鍵時刻，北大師生，以及其他大學的師生，就都挺身而出，挽救危亡。五四運動就是最好的證明。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這一段歷史佔了北大百年歷史的一半——北大師生愛國之心未曾稍減，此事可質諸天日，無待贅述。
現在距北大百年校慶只有四個月的時間了。據說今年從全國各地以及全世界各地回母校參加校慶的校友，數量將是空前的。這種愛校之心與愛國之心，完完全全是一致的，完完全全是相應的。這種心情與中國兩千年來的知識分子——中國古代的士——的愛國主義傳統是完完全全貫通的。它預示著我們偉大祖國未來的輝煌。現在有兩本書擺在全校師生、全體校友、全國和全世界關心北大的朋友們的面前：一部是郝平的《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一部是蕭超然教授的《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前者告訴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