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裡掛著一幅很大的畫，是劉海粟先生的《六牛圖》。
「像我們一家。」爸爸常對我說：「你媽和我是那兩頭老的，生了你們四頭小的，轉過屁股不望人的那頭是你，因為你從來不聽管教。」
「你更像一匹野馬，馴服不了的那一匹，寧願死。」媽媽也常那麼罵我。
「他的反抗，是不出聲的。」哥哥加了一句。
「沒有一間學校關得住他。」姐姐是校長，口中常掛著學校兩個字。
我自認並不是什麼反叛青年，但是不喜歡上學，倒是真的。並非我覺得學校有什麼問題，是制度不好，老師不好。喜歡的學科，還是喜歡的。
對於學校的記憶，愉快的沒有幾件。最討厭的是放假，和放完假又做不完的假期作業。
大楷小楷，為什麼一定要逼我們寫呢？每次都是到最後幾天才畫符，大楷還容易，大字小字最好寫，畫筆少嘛。但那上百頁的小楷，就算給你寫滿一二三，也寫得半死。每次都是擔心交不出作業而做噩夢，值得嗎？我常問自己：有一天，發生了興趣，一定寫得好，為什麼學校非強迫我做不可？這種事，後來也證實我沒錯。
數學也是令我討厭學校的一個很大的原因。乘數表有用，我一下子學會，但是幾何代數，什麼sin和cos，學來幹嗎？我又不想當數學家，一點用處也沒有。看到一把計算尺，就知道今後一定有一個機器，一按鈕就知道答案，我死也不肯浪費這種時間。
好了，制度有它的一套來管制你：數學不及格，就不能升級。我也有自己一套來對抗，不升級就不升級，誰怕了你了？
我那麼有把握，都是因為我媽媽也是校長，從前沒有ICAC（香港廉政公署），學校和學校之間都有人情講，我媽認識我讀的學校的校長，請一頓飯，升了一年。到第二年，校長說不能再幫忙了，媽媽就讓我轉到另一家她認識的校長的學校去。校長認識校長，是當然的事。
所以我在一個地方讀書，都是留學。不，不是留學，而是流學，一間學校流到另一間學校去，屈指一算，我流過的學校的確不少。
除了流學，我還喜歡曠課，從小就學會裝肚子痛，不肯上學，躲在被窩裡看《三國》和《水滸》，當年還沒有金庸，否則一定假患癌症。
裝病的代價是吃藥，一病了媽就拉我去同濟醫院後面的「杏生堂」把脈抓藥，一大碗一大碗又黑又苦的液體吞進肚裡。還好是中藥，沒什麼副作用。
長大了，連病也不肯假了，乾脆逃學去看電影，一看數場，把城市中放映的戲都看乾淨為止。爸又是乾電影的，我常冒認他的簽名開戲票，要看哪一家都行。
校服又是我最討厭的一種服裝。我們已長得那麼高大，還要穿短褲上學，上衣有五個銅扣，洗完了穿上一顆顆換，麻煩到極點，又有一個三角形的徽章，每次都被它的尖角刺痛，還不早點流學？
那麼討厭學校的人，竟然去讀兩間學校。
早上我上中文學校，下午上英語學校，那是我愛看西片，字幕滿足不了我，自願去讀英文。但英語學校的美術課老師很差，中文學校的劉抗先生畫的粉彩畫讓我著迷，一有時間就跑到他的畫室去學，結果我替一位叫王蕊的同學畫的那幅粉彩給學校拿去掛在大堂的牆壁上，數十年後再去找，已看不到；幸好我替弟弟畫的那張還在，如今掛在他房間里。
體育更是逼我流學的另一原因，體育課不及格也沒得升級。我最不愛做運動，身高關係，籃球是打得好的，但我也拒絕參加學校的籃球隊，和那班四肢發達、沒頭沒腦的傢伙在一塊，遲早變豬玀。
當年還不知道女人因為荷爾蒙失調，會變成那麼古怪的一個人。那個老處女的數學老師，是整個學校最犯人憎惡的。
無端端地留堂，事事針對我。我照樣不出聲，但一臉的瞧不起你又怎麼樣，使她受不了。
我們一群被她欺負得忍受不住的同學，團結起來，說一定要想辦法對付她。
生物課是我們的專長，我們畫的細胞分析圖光暗分明，又有立體感，都是貼堂作品，老師喜歡我們，解剖動物做標本的工作，當然交給我們去做。
那天剛好有個同學家的狗患病死去，就拿來做標本，用刀把它開膛，先取出內臟。
再跑去學校食堂，借了廚房炒烏冬一樣粗的黃油麵，下大量番茄醬，一大包拿回生理課課堂，用個塑膠袋鋪在狗體中，再把樣子血淋淋的炒麵塞進去。
把狗拖到走廊，我們蹲了下來，等老處女走過挖那些像腸子的面來生吞活剝，一口一口吃進肚子，口邊沾滿紅色，瞪著眼睛直望那老處女，像在說下個輪到你。
老處女嚇破了膽，從此不見她上課，直到另外一個老處女來代替她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