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橫穿過校園，經過希臘復興式風格的心理學系大樓的轉門，想起自己讀大學的日子。逃脫囚籠之後，我又重返校園，這次是獨自去紐約大學念書。
回顧往昔，我在大學時好像一直都只顧盯著地面看，三年里將自己完全孤立起來，在晚上和暑期拚命補課，以創紀錄的超快速度完成了學業。
第二次上大學，我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渴望過正常的大學生活了。我不想參加派對，不去圖書館學習。事實上，我甚至不想任何人知道我的身份。我從不與同學說話，從不在學校食堂吃飯，也從不參加任何一項課外活動。大學夠大，你消失了也不會有人察覺。我竭盡全力隱匿於其中。
我在紐約大學首次開始使用新名字，一個我永遠無法習慣的名字，每次要在任何資料上簽名時，我都得停頓一秒，訓練自己工整地寫出這個新名字。當教授在課堂上叫這個名字時，我從不記得抬頭給出反應。他們一定覺得我很遲鈍，直到我利落地交出完美考卷，他們才意識到我畢竟還有一個強項。
我主修數學，這是一個只提供解答的可靠領域，我從中得到不少安慰。我很喜歡數字整齊排列的那種方式，有時一道題目要花六七頁演算，一個數字接一個數字，一個符號接一個符號，sine接著e。
在我的房間里，我將所有課堂上的筆記本放在床邊觸手可及的書架上，晚上睡不著時，我就抽出一本，慢慢掃過整齊的數字，欣賞這些至少每次我都能算出相同答案的數學題。
我以自己的方式保持著對詹妮弗的忠誠——專心研讀統計學。我在一年內便拿到了碩士學位，教授們求我攻讀博士，可我已經受夠了，不願再和其他同學一起坐在課堂上。那時，每天必須進行互動的人數已經開始讓我煩躁不安，我的各種恐懼症逐漸浮現，就連最大的階梯教室也會引起我的幽閉恐懼症。我可以非常清晰地聽見房間內的每聲咳嗽、耳語或鉛筆掉落的聲音，而且那些聲音在我腦海中回蕩，讓我心驚膽戰。
下課時，突然會有大量身體在晃動，大家穿外套戴圍巾時，難免有些不必要的碰觸。這時候，我總會獨自靜坐在教室里，等所有人離去，等走廊被騰空，讓我的身體能在不被碰觸的情況下，有足夠的時間穿過寬敞的時空。
我從回憶中抽離出來，俯望心理學系長長的走廊。廊道里星星點點地站著三兩個學生，還有幾個獨自在廊道邊晃悠。他們看起來都是那麼無憂無慮、充滿朝氣，有些人聊著天，有些人醉心於自己的世界中，或在鑽研課業，或想著昨晚的約會。你無法從他們表面的喜悅看出他們內心的創傷。我知道，從統計學角度看，創傷必定存在，但僅從外表上看，你永遠不會知曉。
明媚的陽光透過天窗，灑落在大樓翻新過的部分，麻煩似乎不會找上這些皮膚光滑、高聲大笑的學子。學年即將結束，大家都在準備著去實習，去找暑期工作，去讀研究生。我永遠不會知道他們需要克服些什麼困難。或許永遠也不會有人知道，或許事情本該如此，又或許這就是適應能力強的人會做的事，他們能適應一切。這意味著他們年輕，能拋開一切過往，放鬆自己，從容面對生活。
我擦掉淚珠，從他們身邊走過。正在看報紙的前台保安員並沒有抬起頭來看我一眼。我搖搖頭，想到他可能遺漏的所有危險狀況，同時又慶幸他沒注意到我。這次，我注意到一個小標誌，上面用工整的字體指明了教職員工辦公室的方向，我順著標誌走回先前經過的走廊。
我經過一排傳統風格的橡木門，每扇門的上半部分都鑲嵌著一塊磨砂玻璃，上面用黑色字母寫著名字。正如阿黛爾所言，大衛·斯蒂勒教授的辦公室就在她的隔壁。他的辦公室門微微敞開著，我輕輕推門，發現裡面沒有人。
辦公室很大，高高的窗戶面向院子，窗前有一張偌大的橡木桌，面向辦公桌的牆上全是書架，上面的書籍和文檔資料都快滿出來了。我用手指撥弄著書，大部分都是各種深奧主題的心理學書籍，有些是我認識的標準統計學手冊。
然後，我不經意地瞥見辦公桌後面的地板上有個低矮的書架，上面的書看起來頗為迥異，不像是教科書。我探身湊上去，目光快速掃過書名——《罪惡之地100天》《朱麗葉》《眼睛的故事》《尼采與惡性循環》。這是特雷西喜歡看的書。
正當我拿出筆記本要寫下書名，打算把它們拿給特雷西看時，我身後的門開了。
「對不起，有什麼我能效勞的嗎？」一個深沉的聲音問道。
我驚得跳了一下，手一松，眼睜睜地看著筆掉到地上，滾到沉重的辦公桌底下。我轉過身來，面向大衛·斯蒂勒。他個子很高，可以說長得比較帥氣，棕發黑眼，幾乎看不出瞳孔，給人一種緊張不安的感覺。
他以期待的眼神看著我，等我表明身份和來意。我受驚不小，無法集中思緒，只好趴在地上，笨拙地摸尋滾到桌下的筆。
「噢，嗨……」我儘可能地拖延時間，「我叫卡羅琳·莫若，正在做一項研究，不知您能否撥冗與我談談？」我很輕鬆地便抓到了筆。但為了拖延時間，我又將它向牆邊彈遠了些。
「等等。」我聽出他似乎有點不高興，「讓我來吧。」他走到桌後，優雅地撿起地上的筆，利落地遞給我。
「你剛才說什麼來著？」他追問道。
「哦，是的。」我撫平身上的衣衫，撥開臉上的頭髮，試圖恢複一絲鎮定，「我剛才說，我叫卡羅琳·莫若。」我沒有主動和他握手，他也沒有，「是社會學系的學生。」我指著校園的另一端說，好像他不知道社會學系的地理位置似的，「我在寫關於傑克·德伯的論文，我知道他被捕時，你剛剛擔任學校的初級教授。」
大衛·斯蒂勒聽到傑克的名字時與阿黛爾的反應不一樣，他似乎很感興趣，露出諷刺的微笑，然後坐下來，指著對面的椅子。
「請坐吧，這裡再也沒有人想談關於傑克·德伯的事了。我很好奇，想聽聽你的計畫。繫上會批准你的研究，這讓人頗為驚訝，不過我想時代變了吧。你的觀點是什麼呢？」
「觀點？我還不知道自己的觀點，我只是覺得這個案子還有些尚未徹底探索的元素，我打算做個原創性的、純粹從事實角度出發的研究，因此我選擇了這個主題——您知道的，事情就發生在這所學校里。」我東拼西湊地為自己圓了謊，很為自己的撒謊能力震驚。他鼓勵地點點頭。
「我了解到他是您的朋友。」聽到這裡，大衛臉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了。
「朋友？不，不，不，我不知道你是從何處聽來的，我們是同事，但我幾乎不了解那傢伙。我們的研究領域是兩個極端，我們從沒有一起出席過同一個座談會，不過他確實頗有造詣，是位明星。」
「明星？」
「拜託，你現在肯定已經了解學術界的運作方式了吧。你必須成為明星，才能功成名就，舉行無數的演講、報告、座談會，真正地進行一輪一輪的會議馬戲表演，我是說巡迴會議。你將面臨一種十分嚴苛艱苦的生活。」
「那麼阿黛爾·辛頓呢？」
聽到這兒，大衛的臉色一沉，「噢，她啊，她只會談傑克·德伯。」他搖搖頭。
「您何出此言？」我催問道。
「呃，那件案子的風波平靜下來後，阿黛爾的演講排得滿滿的。要我說，那些人更多是沖著她的惡名，而不是她的學術見解。我覺得每個人都等著聽傑克·德伯的花邊趣聞。可別說是我講的。不過坦白說，那個案子成就了她的職業生涯。」
「所以她獲得了不少關注？」
他大聲笑道：「可以這麼說吧，當時《波特蘭太陽報》甚至還為她做了專訪，荒謬地奉承討好她。不過她畢竟長得不賴，所以記者想在她身上花大把時間，也不足為怪。」
大衛稍微靠近了些，眯眼看著我，確保我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然後才靠回椅子上，輕輕左右旋轉，繼續說下去。
「如果你真想做原創性的研究，應該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傑克的工作量很大，做了很多研究，不斷四處出差演講，他的辦公室擺滿了各種報告、檔案和文件。傑克極度珍愛這些東西，只有阿黛爾能拿到它們。我知道FBI逮捕他後，迅速封鎖了他的所有研究資料，但我敢肯定，阿黛爾一定留有某些東西，我知道她肯定有。」
大衛將椅子轉向窗戶，盯著外面看了一分鐘，獨自思忖著。
最後，他終於開口了，但更像是在自言自語：「呃，當然，對她而言，目前還不夠，她想進常春藤聯盟，不是嗎？只有這樣才說得通，她還背負著許多期許。」他回頭看著我。
「你可能不知道，阿黛爾的父親是西雅圖最著名的外科醫生之一，頗有成就。」他假笑了一下，搖搖頭，坐在椅子上向前移動身子。
「我跑題了，回到你的論文上吧。我雖然無法證明，但我敢肯定阿黛爾在利用傑克·德伯的觀點和研究，你應該找她談才對，一定有些尚未被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