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之初的三十二個月零十一天里，地窖里有四個人。後來，毫無徵兆地突然只剩下三個人。數個月以來，雖然第四個人一直不曾出過聲，但她離去後，房間里變得異常寂靜。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靜靜地在黑暗中坐著，紋絲不動，心想著下一個被裝進箱子的會是誰。
在所有人中，我和詹妮弗最不該被關進那個地窖里。我們不像一般的十八歲少女，第一次離開父母的庇蔭，一進入大學便拋開了所有的戒心。我們認真對待自由，過分珍視自由，結果卻幾乎感受不到自由。我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裡潛藏著種種險惡，絕不允許自己受到些許傷害。
我們曾用多年時間系統地研究並記錄過我們可能遇到的各種危險——雪崩、疾病、地震、車禍、反社會人士以及野生動物——外面世界可能潛伏的所有險惡。我們深信，我們的這種偏執將有效地保護我們；畢竟，對於兩個如此精於災難研究的女孩來說，遇上災禍的概率能有多少呢？
我們不相信命運這回事。命運是你未做好準備、懈怠、不肯專心時的借口，是支撐弱者的拐杖。
我們行事萬般謹慎，而且這種作風始於六年前，當時我們十二歲。到了青春期結束時，這種謹慎已經瀕臨癲狂。1991年1月，一個陽光明媚但異常寒冷的日子，詹妮弗的媽媽像往常的每個工作日一樣，從學校開車載我們回家。對於那場車禍，我完全沒有記憶，只記得漸漸睜開眼睛，看到心臟監測器上跳動的心電圖曲線，聽到我沉穩而令人安慰的脈搏律動。那以後的很多天，每天第一次醒來時，我都感到很溫暖，而且無比安全，直到想起現實中的時間，我的心情才變得沉重起來。
後來，詹妮弗告訴我，她對車禍記憶猶新。她的這種記憶是典型的創傷後癥狀——一種模糊的慢動作夢境，裡面有歌劇般的輝煌布景，各種色彩和光線交織盤繞在一起。他們說我們很走運，只是受了重傷，在醫生護士的悉心照護下熬過了重症監護期。接著，我們在空蕩蕩的病房裡休養了四個月，成天聽著電視里嘈雜的新聞打發日子。然而，詹妮弗的母親卻很不幸。
醫院安排我和詹妮弗住在同一個病房，表面上是希望我們在康復期間有個伴，但媽媽悄悄告訴我，我們住在一起後，我可以幫助詹妮弗從失去母親的悲痛中走出來。而我懷疑還有一個原因是詹妮弗的老爸，一個令人避之不及的酒鬼，早已和詹妮弗的媽媽離婚。當我父母主動提出輪流來照顧我們時，他可開心了。但隨著我們的身體日漸康復，無人陪伴的日子也更多了。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們開始寫日記。我們表面上對自己說是為了消磨時間，但彼此心裡可能都清楚，其實是想對這個混亂不堪、缺乏公正的世界增添一點控制感。
我們在醫院床頭櫃里找到一本記事本，頂部還用羅馬式印刷體字母印著「瓊斯紀念醫院」的字樣。我們的第一本日記便是用它寫的。沒有人會當它是日記，因為上面列滿了我們在電視里看到的恐怖事件。第一本寫滿後，我們又向護士要了三本。她們肯定以為我們在玩「井」字遊戲或猜字遊戲消磨時間。總之，沒有人想到要將電視換個頻道。
出院後，我們鄭重其事地展開計畫。我們在學校圖書館找到各種年鑒和醫學期刊，甚至找到一本1987年的舊書，裡面搜羅有各種保險精算表。我們非常認真地收集各種數據並加以計算，將人類脆弱且易受到傷害的原始證據一一記錄下來。
日記最初分為八個基本類別，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發現，有許多事情比飛機墜毀、家庭變故和癌症更可怕。在我家明亮的閣樓卧室里，我和詹妮弗坐在灑滿陽光、靠著窗戶的座位上，兩人都默不作聲。經過慎重考慮之後，詹妮弗拿起筆，用粗體黑字寫出新的標題——誘拐、強姦和謀殺。
豐富的統計數據令我們得到不少安慰。畢竟，知識就是力量。我們知道，死於龍捲風的概率是兩百萬分之一；死於空難的概率是三十一萬分之一；死於小行星撞地球的概率則是五十萬分之一。根據我們對各種可能事件的扭曲看法，記住這串無止境的數據，多少能減低我們的死亡概率。後來，我們的心理醫生稱之為「奇幻思維」。那年的某一天，我回到家中時，發現十七本日記全部堆在廚房的桌子上，爸爸媽媽都坐在那裡等我，雙眼噙著淚水。
當年我十六歲，詹妮弗的爸爸因為三度酒駕被關進了監獄，她搬來和我們一家人同住。我們會定期坐公共汽車去看她爸爸，因為我們覺得，以我們當時的年齡，開車不安全（又過了一年半後，我們倆才拿到駕照）。我從來就不喜歡詹妮弗的爸爸，後來發現她也不喜歡。現在回頭想想，真搞不懂當時為何要去看他，但我們的確那麼做了，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都會去探監。
大多數時候，那個酒鬼只是看著詹妮弗哭，有時也會試著和女兒說話，但從來都說不了幾句。詹妮弗則連眼睛都不眨一下，面無表情地盯著他。即使我們被關在那個地窖的時候，我都沒見過她那樣。這父女倆從不傾心交談。我通常坐在離他們稍遠的地方，煩躁不安地等著。詹妮弗和我無話不談，但她從不和我討論她父親，而且隻字不提。所以，每次探監後坐車回家的途中，我只是握著她的手，她則默默地盯著窗外。
中學畢業上俄亥俄大學之前的那個夏天，我們的焦慮感已經達到癲狂狀態。很快，我們將會搬離居住的閣樓卧室，踏入充滿未知性的大學校園。為了提前做好準備，我們擬定了一份傷害規避清單，並將它掛在卧室門背後。半夜裡，常常失眠的詹妮弗會爬起來在清單上添加些內容，例如，永遠不要晚上一個人去學校圖書館；停車地點與目的地之間的距離永遠不要超過六個車位；遇上汽車爆胎時永遠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幫助。永遠都不要、不要、不要。
我們搬走之前，悉心打包了一個行李箱，在裡面裝滿了數年來收集的生日禮物和聖誕節禮物，還有各種面具、抗菌肥皂、手電筒、防狼噴霧器等。我們將宿舍選在一棟低矮的大樓里，萬一發生火災，也可以輕易跳樓逃生。我們下功夫對校園地圖進行了一番研究，並且提前三天去學校報到，然後檢查各條步道和走廊，評估各處的照明情況、能見度以及到達各個公共區域的距離。
一進寢室，連行李包都還未來得及打開，詹妮弗便掏出她的工具在寢室窗框上鑽孔，然後我在木頭中插入堅硬的小金屬條。這樣，即使窗玻璃打碎也無法從外面打開窗戶。我們在窗戶邊安置了一條繩梯，還擺放了一套鉗子，方便我們需要快速逃生時將金屬條拆除。我們還得到校園安保處的特別許可，在房門上多加了一道門閂。最後，詹妮弗小心翼翼地將傷害規避清單掛在我倆睡床之間的牆上，我們一起滿意地打量了一番房間。
也許老天爺最終還是不肯放過我們，又或許，在外面世界的生活中，風險遠遠超出我們的估算。總之，我覺得我們是在竭力假裝過著正常的大學生活，戰戰兢兢地從不跨越自己設下的界限。說真的，事後回想起來，我們的意識很清醒。但同時，事實證明，正常生活的誘惑力非常強大，令人難以抗拒。我們相互分開，各自去上課，即使必須各奔校園兩端。有時候天黑了，我們還待在圖書館裡和新朋友談天說地。我們甚至還參加了兩次由學校主辦的校園聯誼會。我們和正常同齡人一樣。
事實上，進大學僅兩個月之後，我便暗地裡覺得，我們開始過得更像正常人了。也許可以將青春期的種種憂慮收回來，妥善地放在家中那些收藏童年記憶的紙箱里。我以為，也許年少的執念已經止於當初，而今我們終於長大了。可是現在看來，那卻是我對信念的偏離。
幸好，我從未向詹妮弗提過這些想法，更未付諸行動，因此在後來那些暗無天日的日子裡，我才能勉強原諒自己曾經的那些偏離之念。我們只是普通的大學生，會做大學生應該做的事情。但是，我們到最後都一直貫徹我們的原則，這也讓我安慰不少。我和詹妮弗幾乎以軍人的精準和專註要求自己自動實施各項安全防護策略，堅持每天不間斷地進行安全演習。我們對參加的每項活動都會執行三點式檢查，並制訂唯一準則及後備計畫。我們時時防備，刻刻小心。
出事的那晚與平時並無不同。我和詹妮弗入學之前，已經先行研究過鎮上哪家汽車租賃公司的車禍率最低，然後在那家公司開了一個賬戶。我們直接以信用卡支付賬單，以防遇到身上的現金用完或錢包被偷的意外情況。「永遠不要讓自己陷入困境」是傷害規避清單上的第三十七條守則。大學第一學期過去兩個月後，租賃公司的派車員已經能聽出我們的聲音。只需給他提供載送地址，片刻之後，我們便能被安全地送回宿舍——我們的安全堡壘。
那晚我和詹妮弗去校外參加一個私人派對，這也是我們第一次這樣做。大約午夜時分，派對的氣氛才開始熱鬧起來，可我們覺得早已超越了安全限制。於是，我們打電話叫了計程車。一輛破舊的黑色轎車抵達，這次的派車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當時我倆並未發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