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誰面對自己的哥哥，心底油然冒出「兄長」二字的話，那麼大抵，誰已老了。並且，誰的「兄長」肯定更老了。
這個「誰」，倘是女性，那時刻她眼裡，幾乎會漫出淚來；而若是男人，表面即使不動聲色，內心裡也往往百感交集。男人也罷，女人也罷，這種情況之下的他或她以及兄長，又往往早已是沒了父母的人了。即使這個人曾有多位兄長，那時大概也只剩對面或身旁那唯一的一個了。於是同時覺得變成了老孤兒，便更加互生憐憫了。老人而有老孤兒的感覺，這一種憂傷最是別人難以理解和無法安慰的，兒女的孝心只能減輕它，沖淡它，卻不能完全抵消它。
有哥的人的一生里，心底是不大會經常冒出「兄長」二字的。「兄長」二字太過文化了，它一旦從人的心底冒了出來，會使人覺得，所謂手足之情類似一種宗教情愫，於是幾乎想要告解一番，彷彿只有那樣才能驅散憂傷……
幾天前，在精神病院的院子里，我面對我唯一的哥哥，心底便忽然冒出了「兄長」二字。那時我憂傷無比，如果附近有教堂，我將哥哥送回病房之後，肯定會前去祈禱一番的。我的禱詞將會很簡單，也很直接：「主啊，請保佑我，也保佑我的兄長……」我一點兒也不會因為這樣的祈求而感到羞恥。
我的兄長大我6歲，今年已經68周歲了。從20歲起，他一大半的歲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過的。他是那麼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當我是一個退休之人了，他才會有自由。我祈禱他起碼再活10年，不病不癱地再活10年。我不奢望上蒼賜他更長久的生命。因為照他現在的健康情況看來，那分明是不實際的乞求。我也祈禱上蒼眷顧於我，使我再有10年的無病歲月。只有在這兩個前提之下，他才能過上10年左右精神病院以外的較自由的生活。對於一個48年中大部分歲月是在精神病院中度過的，並且至今還被軟禁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我認為我的乞求毫不過分。如果有上帝、佛主或其他神明，我願與諸神達成約定：假使我的乞求被恩准了，哪怕在我的兄長離開人世的第二天，我的生命也必結束的話，那我也寧願，絕不後悔！
在我頭腦中，我與兄長之間的親情記憶就一件事：大約是我三四歲時，我大病了一場，高燒，母親後來是這麼說的。我卻只記得這樣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對坐在床邊心疼地看著我的母親說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過春節時吃到過一塊，覺得那是世上最好吃的東西。外邊下著瓢潑大雨，母親保證說雨一停，就讓我哥去為我買兩塊。當年，在街頭的小鋪子里，點心乃至糖果也是可以論塊買的。我卻哭了起來，鬧著說立刻就要吃。於是當年十來歲的哥哥脫了鞋、上衣和褲子，只穿褲衩，戴上一頂破草帽，自告奮勇，表示願意冒雨去為我買回來。母親被我哭鬧得無奈，給了哥哥一角幾分錢，於心不忍地看著哥哥冒雨衝出了家門。外邊又是閃電又是驚雷的，母親表現得很不安，不時起身走到窗前往外望。我覺得似乎過了挺長的鐘點哥哥才回來，他進家門時的樣子特滑稽，一手將破草帽緊攏胸前，一手拽著褲衩的上邊。母親問他買到沒有，他哭了，說第一家鋪子沒有蛋糕，只有長白糕，第二家鋪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鋪子才買到的。說著，哭著，彎了腰，使草帽與胸口分開，原來兩塊用紙包著的蛋糕在帽兜里。那時刻他不是像什麼落湯雞，而是像一條剛脫離了河水的娃娃魚；那時刻他也有點兒像在變戲法，是被強迫著變出蛋糕來的。變是終歸變出來了兩塊，卻委實變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哭，大約因為覺得自己笨。
母親說：「你可真死心眼兒，有長白糕就買長白糕嘛，何必多跑兩家鋪子非買到蛋糕不可呢？」
他說：「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長白糕嘛！」
還說，母親給他的錢，買三塊蛋糕是不夠的，買兩塊還剩下幾分錢，他自作主張，還為我買了兩塊酥糖……
「媽，你別批評我沒經過你同意啊，我往家跑時都摔倒了。」
其實對於我，長白糕和蛋糕是一樣好吃的東西。我已幾頓沒吃飯了，轉眼就將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而母親卻發現，哥哥的胳膊肘、膝蓋破皮了，正滴著血。當母親替哥哥用鹽水擦過了傷口，對我說也給你哥吃一塊糖時，我連最後一塊糖也嚼在嘴裡了……
是的，我頭腦中只不過就保留了對這麼一件事的記憶。某些時候我試圖回憶起更多幾件類似的事，卻從沒回憶起過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時，當年他那種像娃娃魚又像變戲法的少年的樣子，就會逐漸清楚地浮現在我眼前。於是我內心裡的恨意也就會逐漸地軟化了，像北方人家從前的凍乾糧，上鍋一蒸，就暄騰了。只不過在我心裡，熱氣是回憶產生的。
是的——此前我許多次地恨過哥哥。那一種恨，可以說是到了憎恨的程度。也有不少次，我曾這麼祈禱：上帝呵，讓他死吧！並且，毫無罪過感。
我雖非教徒，但由於青少年時讀過較多的外國小說，大受書中人物影響，倍感鬱悶、壓抑了，往往也會像那些人物似的對所謂上帝發出求助的祈禱。
千真萬確，我是多次憎恨過我的哥哥的。
我上小學三年級時，哥哥已經在讀初三了，而我從小學四年級到六年級的三年里，正是哥哥從高一到高三的階段。那時，我又有了兩個弟弟一個妹妹。而實際上，家中似乎只有我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四個孩子。除了過年過節和星期日，我們四個平時白天是不太見得到哥哥的。即使星期日，他也不常在家裡。我們能見到母親的時候，並不比能見到哥哥的時候多一些。而是建築工人的父親，則遠在大西南。某幾年這一省，某幾年那一省。從我小學一年級的時候起，父親就援建「大三線」去了——每隔兩三年才得以與全家團圓一次，每次12天的假期。那對父親如同獨自一人的萬里長征，儘管一路有長途汽車和列車可乘坐，但中途多次轉車，從大西南的深山裡回到哈爾濱的家裡，每次都要經歷五六天的疲憊途程。父親的工資當年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自己花用10餘元，每月再攢10餘元。如果不攢，他探家時就得借路費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帶些錢回到家裡了。到過我家裡的父親的工友曾同情地對母親說：「梁師傅太仔細了，捨不得買食堂的菜吃，自己買點兒醬買幾塊豆腐乳下飯，二分錢一塊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
那話，我是親耳聽到了的。
父親寄回家的錢，十之八九是我去郵局取的。從那以後，每次看著郵局的人點錢給我，我的心情不是高興，而竟特別地難受。正是由於那種難受使我暗下決心，初中畢業後，但凡能找到份工作，我一定不讀書了，早日為家裡掙錢才更要緊！
那話，哥哥也是當面聽到了的。
父親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母親已經當著來人的面落過淚了，見哥哥一哭，便這麼勸：兒子別哭。你可一定要考上大學對不對？家裡的日子再難，媽也要想方設法供你到大學畢業！等你大學畢業了，家裡的日子不就有緩了嗎？爸媽不就會得你的濟了嗎？弟弟妹妹不就會沾你的光了嗎……
從那以後，我們見到哥哥的時候就更少了，學校幾乎成了他的家了。從初中起，他就是全校的學習尖子生，也是學生會和團的幹部，他屬於那種多項榮譽加於一身的學生。這樣的學生，在當年，少接受一種榮譽也不可能，那是自己做不了主的事。將學校當成家，一半是出於無奈，一半也是根本由不得他自己做主。我們的家太小太破爛不堪，如同城市裡的土坯窩棚。在那樣的家裡學習，要想始終保持全校尖子生的成績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整天在學校里，為那些給予他的榮譽盡著盡不完的義務，也為考上大學刻苦學習。
每月40元的生活費，是不夠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度日的。母親四處央求人為自己找工作。謝天謝地，那幾年臨時工作還比較好找。母親最常乾的是連男人們也會叫苦不迭的累活兒臟活兒。然而母親是吃得了苦的。只要能掙到份兒錢，再苦再累再髒的活兒，她也會高高興興地去干。每月只不過能掙二十來元吧。那二十來元，對我家的日子作用重大。
一年四季，我和弟弟妹妹們的每一天差不多總是這樣開始的：當我們醒來，母親已不在家裡，不知何時上班去了。哥哥也不在家裡了，不知何時上學去了。倘是冬季，那時北方的天還沒亮。或者，爐火不知何時已生著了，鍋里已煮熟一鍋粥了，不是玉米粥，便是高粱米粥。或者，只不過半熟，得待我起床了捅旺火接著煮。也或者，鍋火併沒生，屋裡冷森森的，鍋里是空的，須我來為弟弟妹妹們弄頓早飯吃。煮玉米粥或高粱米粥是來不及了的，只有現生火，煮鍋玉米面粥……
我從小學二三年級起就開始做飯、擔水、收拾屋子，做幾乎一切的家務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挑回家一擔水是不容易的。我家離自來水站較遠，不挑水也要走十來分鐘。對於才小學二三年級的孩子，挑水得走二十來分鐘了，因為中途還要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