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中國婦女未經什麼「婦女解放運動」，總體迅然「現代」起來。從農村到城市，從女孩到大嬸，與20世紀80年代之前相比，女性「主體意識」明顯亢揚。這裡所言之「現代」，非指素質文明的高程度，首先是說與時代物質水平並駕齊驅的潮流意識。
某次我在攤床買水果，賣水果的四十幾歲的農婦讓我等會兒，並問「憂愁」二字怎寫？——她在發手機簡訊。斯時我還沒用手機，更不曉得怎樣發一條簡訊。那手機看去很糙，估計是山寨版，據說七八十元便可成交。而從前的農村人，不論男女，從南到北，愁只說愁，大抵前邊是不加「憂」的。愁乃日常語，「憂愁」可算是文詞了。
還有一次，我走在回家路上，適逢小學放學，見一四五年級男孩跟隨一女孩，央求她將QQ告訴他。我不上網，但也知道他說的是網上的聊天工具。
女孩不怎麼情願。
男孩竟說：你告訴我，我就給你一個霸王殺毒軟體！
聽小學生們說QQ，說殺毒軟體，令我大訝。
我的一位朋友是與電腦共舞者，但出了一點兒小故障自己也不能排除，於是向他不到20歲的侄女求助。而其侄女實乃農家女，畢業於計算機方面的技校，在北京某網路公司打工，幾是一位修電腦的專家，組裝一台電腦不在話下。
時代的職業多樣化改變了中國女性。
從前之中國，論到職業，有上九流下九流之說。「上九流」皆達官貴人，意味著社會地位居高層，也當然是指職業。服官政怎麼不是一種職業呢？而「下九流」，則意味著卑賤性，故「下九流」又是輕蔑語。文人、教書先生，歸於「下九流」，地位排在農、工、商之後，僅在流民也就是「氓」與娼妓們的前邊，所以「文革」中被辱為「臭老九」。
從前之中國，論到職業，有五行八作之說，是對「下九流」的職業細分。而包羅萬象的概括說法，也不過是三十六行、七十二業。
而2000年以後的中國，社會職業如翻江倒海——海底世界千般百種的水族，一下子被大浪掀到了陸地上似的。而水族的種類，遠遠多於陸地生物的種類。時代的乾坤鞭，指山山動，點海海翻，直教新女性隨鞭弄清影，「新樣靚妝，艷溢香濃」，爭舞婆娑。
據說，全幅《清明上河圖》有千餘形形色色的人物。若其上每一人物代表一類從業者，也還是要比2000年以後之中國的洋洋職業大觀少得多。
在如此眾多的職業中，幾乎每一行每一業都有中國當代女性的身影。而且，在許多業界中，女性大展身手，她們競比能力的自信表現，每使男子自愧弗如。
對於中國，巾幗不讓鬚眉的時代，彷彿轟隆一聲當空而落。
普法教育改變了中國女性。
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所進行的那一場普法教育當然是面向全體國民的，但法律意識一向比男性更為淡薄，依法維權的訴求一向比男性更為自抑的女性，一旦覺醒，打官司對於她們便不再是「丟人」之事了。她們開始明白，該打官司而不打官司，反而會讓人瞧不起的。她們決定打起官司來所表現的勇往直前，每使成了被告的男人們後悔不迭，也每使別的男人告誡自己——以後當處處小心著點，千萬別栽在她們手裡。
中國男人們開始意識到，中國女人委實的不好惹了，更不可欺辱了。
中國當年的普法教育是成功的法律啟蒙，是三十年來，中國做得較好的大事之一。我認為比成功地舉辦了「奧運」、「世博」於中國的正面影響深遠多了。
儘管，現在犯法案件一點兒也沒減少，甚至可以說五花八門，判不勝判了。但基本上都非因為不懂法，而皆明明是知法犯法。
不懂法而犯法，是法律的悲哀。
知法犯法，不是法律本身的問題，是社會問題的折射，也是人本身劣性化人的現象。
對於大學擴招，校方、學者與專家們，至今爭論不休，莫衷一是。
一方認為——擴招無疑降低了教學水準。而且，並未真的緩解就業壓力。
另一方認為——即使同樣面臨就業難題，是大學生、碩士生的青年群體，他們的心理承受力、洞察機會的敏感、抓住機會的快速反應，那也還是要高過未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群體。
我比較同意第二種觀點。比較而已。
我教過的大本生，儘管畢業前迷惘多多，我也憂心重重。但一年以後再一了解，絕大多數還是找到了工作的。而他們所從事的工作，沒有大學文憑的青年只有望洋興嘆。比如當記者、當雜誌和出版社的編輯，起碼的應聘資格是大學本科。
我所帶過的研究生們，總體上說，中文從業能力無疑是高過本科生的。畢竟又在大學的環境中多熏陶了三年，畢竟與導師又討論過某些文化問題；哪怕僅僅為了寫出一篇通得過的論文，也畢竟是要再多讀些書，多作些思考的——倘言「根本白讀」了，是不客觀的。
我教過的大學本科生，帶過的研究生中，是農家女的不在少數。由於她們成了大學生、研究生，她們的家族中，便終於有一個被文化所「化」的人了，那意味著脫胎換骨。
誠然，她們對已從事的工作不盡滿意。她們原本的願景要理想得多。她們對工資尤其大為抱怨。她們不得不租房住，那麼工資所剩無幾。她們有心反哺父母，回報家庭，卻心有餘而力不足，只能算種想法。她們是斷然買不起商品房的。房地產開發商是她們的公敵，房價是她們所憎恨的。
但，她們總還是要結婚的。並且早幾年畢業的，確乎大多數已結婚了，也多數在租房子住。他們不敢輕率做父母，做父母之後的人生註定更加沉重而艱難。
然她們並不都打算做丁克族。那麼，遲早是要做父母的。
那時，與她們相比，她們的孩子出生以後的命運將有先天區別。
她們曾是農家女，而她們的孩子是知識分子的後代了。儘管清貧，那也還是知識分子的後代，而不再是農家兒女。
她們的農民父母，當年除了竭盡全力供她們上大學、讀研，在早期智力開發、知識輔導方面，無法給予她們哪怕一點點幫助。
而她們則不同。她們不但也會竭盡全力供兒女上大學、讀研，更可以在早期智力開發、知識輔導方面給予兒女勝任有餘的幫助。即使並不執著地、刻意地，那種日常生活中不經意間的給予，對於她們兒女已屬幸事。最主要的——由於她們已成為事實上的城市人了，她們的兒女的成長過程是城市化的。而城市給予她們的下一代的種種文藝的、科技的、人文的信息量，肯定要比農村巨大得多。負面成長影響無疑是會有的，但與有益的成長影響相比，利大於弊是無須爭論的。
大學教育改變了她們，她們則在下一代出生以後就改變著下一代了——這一點對中國的影響也將是很深遠的。
文化改變了中國女性。
自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有幾位作家、詩人及他們和他們的作品，對當時的青年、中年女性產生過相當普遍並被證實相當長久的心性影響。並且其影響是良好的——起碼她們一直這麼認為。
舒婷的詩在當年對廣大青年女性的巨大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前不久我因創作電視劇《返城年代》重讀我這位好友的詩，仍不免被一行行真摯的、溫暖的或滾燙的、深情的或莊嚴的詩句所感動。
舒婷的詩總體是溫暖而深情的。不多的幾首氣質莊嚴的詩，證明她不但是女詩人，還是時代思想的義不容辭的發言者、傳播者。比如她的《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牆》《一代人的呼聲》。
當年中國頗多具有廣泛詩歌影響力的傑出的詩人——北島、江河、梁小斌、海子、食指、顧城、楊煉等等，不一而足。
舒婷與他們齊名，正如李清照與她那個時代的男性詩詞大家們並列。對於青年女性們的影響，她在他們之上。
重讀舒婷的詩集，方悟為什麼她的詩在當年深深感動了千千萬萬的青年女性——除了她用詩表達情感和思想的天賦才華而外，還有一點那就是——她相信這個世界終究是可以變好的，只要大多數人們不放棄使自己的心靈首先美好起來的願望。而這種相信，於她似乎是一種信仰。
舒婷的詩具有信仰的魅力和能量。
當年的中國青年女性，尤其是青年知識女性，需要擁抱信仰——不論對愛情，還是對人生和國家。
我一直心懷敬意的兩位作家大姐諶容和張潔，她們的文學作品在當年也都對文學讀者中的女性影響巨大且深遠。她們是具有極深刻的反思自覺和批判精神的作家，她們的作品當年喚起了中青年女性們關注國家前途的熱忱也是不容置疑的。
兩位男性作家及他們的作品當年對中國女性尤其青年女性的影響也值得一提——一位是路遙，一位是張弦。
路遙《人生》中的巧珍，使青年女性讀者們既同情又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