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凈同玄奘可以說是同一時代的人，他降生的那一年，玄奘三十六歲。
我現在仍然遵照敘述玄奘時的辦法，先給義凈寫一個簡略的年譜，根據的資料是王邦維《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附錄的《義凈生平編年》，1988年，中華書局。
貞觀九年（635）：
義凈生。本姓張，字文明，齊州山莊人士。
貞觀十五年（641）：
年七歲。入齊州城西四十里許土窟寺，侍善遇法師及慧智法師。
玄奘四十二歲，正在印度參加佛學大辯論，作為論主，取得勝利。
貞觀十八年（644）：
年十歲。從師受學，猶未能領會深旨。
貞觀二十二年（648）：
年十四歲，「得霑緇侶」。
義凈十一歲時（645），玄奘回國。本年，玄奘四十九歲，住弘福寺譯經。
貞觀二十三年（649），高宗永徽二年（651），永徽三年（652）：
義凈「志游西域」、「擬向西天」。
永徽六年（655）：
年二十一歲，受具足戒。
玄奘五十六歲，住慈恩寺譯經。
顯慶五年（660）：
年二十六歲。出遊東魏，繼游長安，負笈西京，到處問學。
麟德元年（664）：
年三十歲。
玄奘逝世。
咸亨二年（671）：
年三十七歲。自齊州出發。坐夏揚府。冬十一月，與門人晉州小僧善行附波斯舶南行。未隔兩旬，抵佛逝。
咸亨三年（672）：
年三十八歲。伴佛逝六月，漸學聲明，又往末羅瑜國（後改室利佛逝），轉向羯荼。十二月（約等於公曆次年一、二月），乘王舶北行。
咸亨四年（673）：
年三十九歲。經裸人國，抵東印度耽摩立底國，留住一載，學梵語，習《聲論》。與大乘燈禪師相見。
咸亨五年（674）：
年四十歲。五月，偕大乘燈詣中印度。先到那爛陀，次上耆闍崛山，至王舍城，往大覺寺。北行至薜舍離，又西北行至拘屍城。又西北行至劫比羅伐窣堵。又西行至僧迦施國（玄奘稱之為劫比他國），順路過曲女城。又東南行至婆羅痆斯，途經缽邏耶伽。
上元二年（675），義凈四十一歲。自此至光宅元年（684），義凈五十歲。在這九年間：
義凈住那爛陀寺（當時仍然是全印最高學府），學習佛典。在這裡遇到的唐朝僧人，有玄照、佛陀達摩、僧哲、慧輪、道琳、智弘、無行等。上距玄奘初抵那爛陀寺之年（貞觀五年，631）四十四年。玄奘當時那爛陀寺好像只有他一個中國留學生。將近半個世紀之後，中國留學生竟然增加了這樣多。可見中印文化交流關係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義凈在這裡，受學於寶師子。又曾往距此約兩驛處的羝羅荼寺，問學於智月；還有可能至南印度某地，問學於呾他揭多揭婆。
垂拱元年（685）：
年五十一歲。離那爛陀寺東歸。冬，自耽摩立底登舶，攜梵本三藏五十餘萬頌。
垂拱二年（686）：
年五十二歲。春初，到羯荼國，在這裡遇到了道琳和智弘。停此至冬，復泛舶南行。
垂拱三年（687）：
年五十三歲。船行一月許，抵末羅瑜，再往佛逝，停於此處。
垂拱四年（688）：
年五十四歲。留室利佛逝，請學於佛逝國名僧釋迦雞栗底。
永嘉元年（689）：
年五十五歲。七月二十日回到廣州，邀貞固等往佛逝襄助譯事。十一月一日，偕貞固、懷業、道宏、法朗，回到佛逝。
載初元年（690）：
年五十六歲。留室利佛逝譯經。
天授二年（691）：
年五十七歲。撰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摶》等。五月十五日，遣大津歸唐，攜回兩傳及新譯經論十卷，並請朝廷於西方造寺。
天授三年，如意元年，長壽元年（692）至長壽二年（693）：
年五十八歲，五十九歲，停佛逝。
長壽三年（694），五月改元延載：
年六十歲。偕貞固、道宏回到廣州。
證聖元年（695），改元天冊萬歲和萬歲登封：
年六十一歲。五月，回到洛陽。武后親迎於上東門外。先後住於佛授記寺和大福先寺，譯經。
萬歲登封元年（696）至聖歷二年（699）：
年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歲，在洛陽共實叉難陀等譯《華嚴經》。
聖歷三年（700）至長安三年（703）：
年六十六歲至六十九歲，在洛陽長安譯經。
長安四年（704）：
年七十歲。赴少林寺。重結戒壇。
自此至先天一年（713），義凈年七十九歲逝世，朝廷屢改年號，屢換帝王，義凈或譯經或陪侍朝廷。本歲，義凈不愈，欲歸齊州，未果。正月十七日，示寂於大薦福寺譯經院。
義凈的生平大略即如上述。
我現在對與義凈有關的一些問題分門別類做一點簡略的敘述和評論。
根據法顯和玄奘的例子——其實所有的赴西天求經的中國僧人，莫不有各自的動機——義凈的出遊也絕不是為出遊而出遊，而是有十分明確的目的的。這種目的都是與當時佛教在中國傳布和發展的情況密切相連的。佛教發展到某一階段，出現了什麼問題，一般庸僧是不會感覺到的。但是有識的高僧，出於對宗教的虔誠，由於自己的敏感，往往深切感知，而企圖有以改變之，改變之方無他，只有到佛國去探求根源，尋覓妙方。法顯是如此，玄奘是如此，義凈也是如此。試將三人對比一下，是頗有意義的。
《法顯傳》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於是，遂以弘始元年……至天竺尋求戒律。」法顯出遊的目的非常明確：尋求戒律。至於玄奘，《慈恩傳》卷一說：「法師既遍謁眾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游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玄奘出遊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確的：尋求義理。他在印度時曾因聽戒賢講《瑜伽師地論》未竟，推遲了會見戒日王的時間。關於顯、奘二公，我在上面已經談過了。這種缺什麼就補什麼的現象，在文化交流中屢見不鮮，是含有深刻的意義的。
義凈怎樣呢？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到了唐代，從中印兩國文化交流的發展階段來看，已經到了融合的高級階段，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基本上已經形成。但是，在佛教內部，戒律廢弛，綱紀不整的現象也出現了。僧人中的害群之馬，也所在多有。「律宗」雖已形成，但在這個宗的內部，對戒律條文的解釋也時有矛盾。義凈西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到西方去尋求戒律的真相。他在印度和室利佛逝時，對梵文佛典廣為搜羅，重點似在律部，特別是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在回國後十多年的翻譯活動中，他翻譯的經很多。從量的方面來看，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佔有很大的比重，可見他譯經重點之所在。此外，他在室利佛逝撰成後先派人送回國的《南海寄歸內法傳》，著重介紹印度的僧伽制度和具體的戒條，更可見他對律的關心。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他關心律和法顯的關心律，外表相似，實有不同。時代變了，佛教發展的階段變了，因此對律的要求，也必然隨之而變。我們可以說，義凈是在比法顯更高一層的水平上，關心佛典律部的搜求與翻譯。
從中國僧人赴印的途徑上，我們可以窺知在不同時期中西交通道路變動以及盛衰消長的情況。講到交通，當然以陸路為早。但是從古代人類文化傳播的情況來看，海路的興起也不會太晚。專就中國的中西交通情況而論，後漢時期，正史上已經有明確的海路通往西方的記載。《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中那一段有名的記載，就是最可靠的證據。從印度佛教入中國的具體的歷史情況來看，我們很難截然分為陸路交通時代和海路交通時代。總的情況是，始終以陸路為主，海路也很早就被利用。幾乎每一個時代都是海陸並舉，只是有所偏重而已。
可是，根據我個人的看法，到了義凈時代，似乎是一個轉折點。姑以法顯、玄奘和義凈的出行路線為例，加以對比，加以說明。法顯是陸去海歸，玄奘是陸去陸歸，義凈是海去海歸，這一個簡單的事實，頗可以說明一些重要問題。義凈是在公元671年去國，上距玄奘之死（664）僅有七年，距玄奘去國之年（627）僅四十四年。在這不能算太長的時期內，中印交通道路似乎發生了巨變，海路顯然佔了上風。不但中印交通路線起了變化，連整個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