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我應香港中文大學之邀赴港講學，在中文大學講的題目之一是《從大乘佛教起源談到宗教發展規律》。我從這樣一個觀點出發：在人類中有一部分人是有宗教需要的，宗教就是為了滿足這一部分人的需要才被創造出來的。但是，人類要想生存下去，必須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即從事物質生產活動：為了繁衍後代，不致斷子絕孫，又必須從事人的生產活動，這兩種生產活動，同滿足宗教需要是有矛盾的，宗教的逐步發展就是為了解決二者間的矛盾的。
我在那一次的講演中講了六個問題：
1.佛教的創立。小乘佛教
2.小乘佛教的基本教義
3.小乘向大乘過渡
4.居士佛教
5.頓悟與漸悟
6.宗教發展規律
我進行論證的線索大體上是這樣的：公元前第5、6世紀是印度古代思想上、政治上大震蕩時期，有點像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人民已經有的宗教，婆羅門教，不能滿足東部人民的，特別是新興商人階級以及個體勞動者的需要，於是產生了新宗教：佛教與耆那教。它們反對婆羅門，反對種姓制度，都得到商人階級的大力支持。佛教最初的教義比較簡單，無非是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用另外一種說法是三法印或三共相（smnya-laksana）：苦，無常，無我。佛教講因緣，講因果，符合商人資本產生利潤的心理。修習方式是個人努力，求得解脫，又投合個體勞動者的心理狀態，容易接受。大商人也支持，譬如給孤獨長者，他們自己並不想成佛，社會不斷進化，人創造的宗教也必須跟著變化。公元前3世紀，孔雀王朝大帝國建立後，宗教需要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矛盾日益暴露。小乘的格局太狹隘，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於是大乘思想逐漸萌芽。大乘思想是在小乘思想上慢慢成長、發展起來的。二者不是對立的，大小界限有時難以嚴格劃分。我把大乘分為原始大乘（primitive mahyna）與古典大乘（classical mahyna）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上，後來的典型的大乘學說還沒有完全興起，使用的語言是佛教混合梵文（Buddhist hybrid Sanskrit）。在第二階段上，大乘典型學說空（ nyat）發展起來了，使用的語言是梵文，出了一些有名有姓的大師。兩個階段共同的特點是佛的數目不斷增多，菩薩觀點代替了涅槃觀點，拜佛像、佛塔等。最重要的改變是在修習方式方面。小乘是「自了漢」，想解脫必須出家。出家人既不能生產物質產品，也不能生產人。長此以往，社會將無法繼續存在，人類也將滅亡。大乘逐漸改變這個弊端。想解脫——涅槃或者成佛，不必用上那樣大的力量。你只需膜拜，或口誦佛號等，就能達到目的。小乘功德（punya）要靠自己去積累，甚至累世積累；大乘功德可以轉讓（transfer of merit）。這樣一來，一方面能滿足宗教需要；一方面又與物質生產不矛盾。此時居士也改變了過去的情況。他們自己除了出錢支持僧伽外，自己也想成佛，也來說法，維摩詰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他與小乘時期的給孤獨長者形成鮮明的對照。這就是所謂「居士佛教」（Layman Buddhism），是大乘的一大特點。這樣不但物質生產的問題解決了，連人的生產的問題也解決了，居士可以在家結婚。
我的論證線索簡略地說就是這樣。
我從這樣的論證中得出了一個宗教發展的規律：用儘可能越來越小的努力或者勞動達到儘可能越來越大的宗教需要的滿足。這個規律不但適用於佛教，也適用於其他宗教。
我在上面故意沒有談佛教的頓悟與漸悟，因為我今天要講的主要內容是《六祖壇經》，而頓悟與漸悟是《六祖壇經》的關鍵問題，我想把這兩個問題結合起來談。我談這兩個問題的準繩仍然是我在上面提出來的宗教發展規律。
頓悟與漸悟的問題，印度佛教小乘不可能有。大乘有了一點萌芽，但並沒有系統化，也沒有提頓悟與漸悟的對立。因此，我們可以說，印度沒有這樣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才提出而且發展了的。
頓悟與漸悟的問題同中國的禪宗有密切的聯繫。中國禪宗的歷史實際上非常簡單，一點也不複雜。但是中國佛教徒接受了印度和尚那一套煩瑣複雜的思維方式和論證方法，把禪宗起源問題搞得頭緒紛繁。中國禪宗自謂教外別傳。當年靈鷲山會上，如來拈花，迦葉微笑，即是傳法。迦葉遂為禪宗初祖。至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法予菩提達摩。達摩來華，是為中國禪宗初祖。（見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華書局，1982年，頁186）這些故事捏造居多，沒有多少歷史價值。
根據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40～41），佛教的目的在成佛，在南北朝時期，對於成佛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有人以為成佛要累世修行，積累功德，這是小乘佛教一般的主張，像安世高以來的小乘禪法就是這樣主張的；有人主張可以逐漸修行，到了一定階段，即可得到飛躍，然後再繼續修行，即可成佛，像支道林、道安等就是這樣主張的；又有一派主張只要頓悟，真正充分體會佛說的道理，即可以成佛，像竺道生等就是這樣主張的。」竺道生是否就是頓悟說的創始人呢？看樣子還不是。在他之前，此說已有所萌芽。這個問題頗為複雜，我在這裡不去討論，請參閱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六章：竺道生。
從此以後，頓悟說又繼續發展下去。道生生存和活動跨4、5兩個世紀。約在三百年以後，到了禪宗六祖慧能（638—713），中國的禪宗和頓悟學說達到了一個轉折點。有人主張，慧能以前，只有禪學，並無禪宗，禪宗和頓門都是由慧能創始的。（見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6年，序言，頁1）無論如何，大扇頓風，張皇禪理，在中國佛教史上，慧能是關鍵人物。他的弟子法海集記《六祖壇經》，開頭就說「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慧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全書宣揚的無非是「頓悟見性，一念悟時，眾生是佛，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湯用彤語，見《隋唐佛教史略》，頁189）。
怎樣來解釋頓悟與漸悟的利弊優劣呢？我仍然想從我自己提出的宗教修行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觀點來解釋。從這個觀點上來看，頓悟較之漸悟大大有利，要漸悟，就得有時間，還要耗費精力，這當然會同物質生產發生矛盾，影響生產力的發展。頓悟用的時間少，甚至可以不用時間和精力。只要一旦頓悟，洞見真如本性，即可立地成佛。人人皆有佛性，連十惡不赦的惡人一闡提也都有佛性（請參閱Ming-Wood Liu，The Problem of ltika in the Ma-hyna Mahparinirvna Stra，The Journal of the I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vol.7，No.1,1984）。甚至其他生物都有佛性。這樣一來，滿足宗教信仰的需要與發展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就一掃而光了。
我強調發展生產力與宗教信仰之間的矛盾，不是沒有根據的。中國歷史上幾次大規模的排佛活動，都與經濟也就是生產力有關。專就唐代而論，韓愈的幾篇著名的排佛文章，如《原道》、《論佛骨表》等，講的都是這個道理。文章是大家都熟悉的，不再徵引。我在這裡引幾篇其他人的文章。唐德宗時楊炎奏稱：「凡富人多丁，率為官為僧。」孫樵《復佛寺奏》：「若群髡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錦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戶不十，不足以活一髡。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群髡者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髡，是編民百七十萬困於群髡矣。」辛替否《諫興佛寺奏》：「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連不能說是排佛的柳宗元在《送如海弟子浩初序》中也說：「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類似的論調還多得很，不一一徵引。這裡說得再清楚不過了，排佛主要原因是出於經濟，而非宗教。僧人不耕不織，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因而不排不行。這就是問題關鍵之所在。
在所有的佛教宗派中，了解這個道理的似乎只有禪宗一家，禪宗是提倡勞動的。他們想改變靠寺院莊園收入維持生活的辦法。最著名的例子是唐代禪宗名僧懷海（749—814）制定的「百丈清規」，其中規定，禪宗僧徒靠勞作度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中國各佛教宗派中，禪宗壽命最長。過去的論者多從學理方面加以解釋，不能說毫無道理，但是據我的看法，最重要的原因還要到宗教需要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的關係中去找，禪宗的做法順應了宗教發展的規律，所以壽命獨長。我認為，這個解釋是實事求是的，符合實際情況的。
在世界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