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興起於公元前6世紀—前5世紀，佛祖釋迦牟尼生存的時代約與中國的孔子相同。最初佛教規模比較小，以後逐漸擴大，而且向國外傳播，也傳到了中國。
佛教傳入中國，是東方文化史上，甚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義無論怎樣評價，也是不會過高的。佛教不但影響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而且由中國傳入朝鮮和日本，也影響了那裡的文化發展，以及社會風俗習慣。佛教至今還是東方千百萬人所崇信的宗教。如果沒有佛教的輸入，東方以及東南亞、南亞國家今天的文化是什麼樣子，社會風俗習慣是什麼樣子，簡直無法想像。
至於佛教究竟是怎樣傳入中國的？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現在還無法說得很確切，很清楚。這是一個異常複雜的學術問題，學者關於這個問題的著作連篇累牘，大家在各個方面都同意的結論，也還沒有，我在這裡存而不論。如有興趣，可參閱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以及梁啟超、任繼愈諸位先生眾多的論文和專著。
至於佛教是怎樣傳進來的？傳進來的道路又是什麼？這些都是極端複雜的問題，我在這裡不能詳細討論，我只能大體講一個輪廓，著重講一講我自己對這個問題多年以來探討的結果，以求教於高明。
我覺得有必要先講一個相當有趣的看法，以資談助。日本學者藤田豐八有一個見解，他先引《史記·秦始皇本紀》里的一句話：
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
他認為「不得」就是梵文Buddha（一般音譯為「佛陀」）的音譯，這句話的意思是秦始皇禁佛陀的廟，或者對佛陀的祭祀。結論是印度佛教在秦始皇（公元前246—前209）時代已經傳入中國。這當然只能算是一個笑話。想不到中國有一位學者在各不相謀的情況下，也提出了同樣的主張。儘管是「英雄所見略同」，但同樣貽笑士林。因為許多學者都指出來過，像「禁不得什麼什麼」這樣的句子在當時是頗為習見的，絕不會是什麼另外的解釋。
閑言少敘，書歸正傳。在佛教傳入中國這個問題上，最習見的說法是漢明帝（公元58—76）永平求法。這個說法最早見於《牟子理惑論》等書。《理惑論》說：
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谷，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台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下略）
所謂「永平求法」，大體上就是這個樣子。《理惑論》里沒有提到攝摩騰、竺法蘭的名字，也沒有「白馬寺」這個名字。這幾個名字都是較晚在別的書中出現的。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學者們大都認為，這個說法，儘管流傳甚廣，卻是靠不住的。佛教傳入中國從種種跡象來看，肯定早於漢明帝。
但是，這個說法就一點歷史事實都沒有嗎？根據我自己最近幾十年來的研究與考慮，我覺得，其中確有一點十分有價值的內容或者暗示。我是專門研究所謂「混合梵語」或「佛教梵語」的，對古代中亞（中國的新疆是其中一部分）的民族語言，比如吐火羅語A和B，也稍有所涉獵。在探討佛教梵語本身語言特點之外，時常涉及印度佛教在國內傳布的問題。在這方面，在我的比較多的論文中，有兩篇與這個問題有關，一篇是1947年寫的《浮屠與佛》 ，一篇是1989年寫的《再論浮屠與佛》 。文長不具引。我只將我的推論方式和研究結論在這裡簡要地介紹一下。
在這裡，關鍵是「浮屠」與「佛」這兩個詞。「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譯，對此學者們毫無意見分歧。至於「佛」，則問題頗多。流行的意見是「佛」是Buddha另一個音譯「佛陀」的縮寫。但是，這個意見是有問題的。湯用彤先生指出「漢代稱佛為浮屠」，這應該怎樣來解釋呢？為了方便起見，我把梵文Buddha這個字在不同語言中的表現形式列表如下：
上面這個表中的字可以明顯地分為兩組：大夏文為一組，其餘的中亞古代民族語言為一組。第一組大夏文的bodo，boddo，boudo與漢文音譯的「浮屠」完全對應；而其餘的則又同漢文音譯的「佛」完全對應。可見「佛」字絕不是「佛陀」的縮寫，而是另有來源。從梵文Buddha這個字的漢文音譯來看，佛教從印度向中國傳布，共有兩條途徑：
（1）印度—大夏（大月氏）—中國
Buddha Bodo，Boddo，Boudo 浮屠
（2）印度—中亞新疆小國—中國
Buddha But等 佛
《理惑論》中說，中國派人到大月氏去寫佛經四十二章，當時的大月氏這個游牧民族正居住在大夏。《理惑論》這一句話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漢代之所以稱佛為「浮屠」，也完全可以得到滿意的解釋。總之，印度佛教不是直接傳入中國的，途徑有兩條，時間有先後。最早的是通過大夏，以後是通過中亞某些古代民族，吐火羅人最有可能。
我這個看法，頗得到一些同行的讚賞。
總之，佛教就這樣傳進了中國。佛教既然屬於精神文明的範疇，它同物質文明不同，必然受到我在上面導言中提到的異族文化相遇時出現的規律的制約。它初入中國時，必然會有一個撞擊的過程或者階段。不過，我在這裡必須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對宗教比較寬容的國家，不管是本土的宗教，還是外來的宗教，都一視同仁，無分軒輊。中國歷史上並沒有像其他一些國家那樣有十分劇烈的宗教戰爭。歐洲的十字軍東征是一個最突出的例子。我這樣說絲毫也沒有評價的意義，我不是說哪一個宗教好，哪一個宗教壞，我只不過是指出一個歷史事實而已。在這樣的情況下，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同本國的宗教或者文化，特別是倫理道德方面，是有撞擊的，但是不激烈，不明顯，表面上來看，似乎一下子就和平共處了。
一點不撞擊也是違反規律的。仔細研究一下佛教初入中國的情況，明顯的表面的撞擊沒有發現，但是從佛教所抱的態度和它所倡導的倫理來看，撞擊的痕迹隱約可見。從前漢開始一直到後漢，鬼神方術的信仰在社會上極為流行，這些與佛教教義是根本相違的。也許佛教在這方面碰過一些小釘子，也許是為了避免碰釘子，自己來一個先發制人的手段，先韜晦一下，遂以方術自隱，結果是順利地通過了最難過的第一關。
在倫理觀點方面，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眾所周知，孝在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中佔有極其崇高的地位。社會風習不必說了，連帝王也幾乎全部以孝治天下。不管他們的行為有時與孝絕對相違，口頭上卻不得不這樣表白。佛教要求信徒出家，這就與中國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道德教條根本對立。怎麼辦呢？也只好遷就現實，暫時韜晦。在後漢三國時期翻譯的佛經中，有不少講到孝的地方。我現在舉幾個例子：
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第一：子存親全行，可謂孝乎？
失譯人名在後漢錄《大方便佛報恩經》第一：佛法之中，頗有孝養父母不耶？
欲令眾生孝養父母故，以是因緣故，放斯光明。
欲令眾生念識父母，師長重恩故。
為孝養父母知恩報恩故，今得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例子不必再多舉了。你看，最早的漢譯佛經是多麼強調這個「孝」字呀！梵文裡面不是沒有與漢文「孝」字相應的字，比如Mt-rja pitrja等，但是這些字都決非常用常見的字，它們在佛經甚至印度其他古代經典中所佔的地位，完全無法同「孝」字在中國經典中的地位相比。佛教為了適應中國的倫理道德，不得不做出這樣的姿態。關於這個問題，中外學者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日本著名的梵文學者中村元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從上面舉的兩個小例子中也可以看出，佛教傳入中國後，為了適應新環境，不得不採取一些比較隱晦的手段，使撞擊不至於激化。這事實本身就說明，撞擊是存在的。由於佛教徒手法的高明，撞擊被掩蓋起來了。
不管怎樣，印度的佛教傳到中國來了，印度的佛教在中國立定腳跟了。這在中印文化關係史上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大書特書一筆。
我在上面已經提到，中印兩國文化相遇時的撞擊過程，比較隱晦，時間也不長，吸收階段立刻就上來了。但我絕不是說，這就是一勞永逸的，這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在這以後的千百年中，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外來的佛教還不斷有一些小的摩擦，比如六朝時代沙門不敬王者論的辯論，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