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佛教曾經在印度和其他一些亞洲國家裡流行過。一直到今天，它還在這些國家裡不同程度地流行著。
但是，儘管古今中外研究佛教的書籍、文章已經是汗牛充棟，真正搔著癢處的卻是絕無僅有。這大大地影響了我們對於這個有世界意義的宗教的理解。
恩格斯說過，基督教的歷史起源問題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也很關心的一個問題」。我想，對我們來說，原始佛教的歷史起源問題也是這樣。下面我就對這個問題提出一些膚淺的看法。
佛教興起於公元前第5、6世紀。這時印度情況是怎樣的呢？
雅利安人從大約公元前2000年起從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帶侵入印度。他們先在西北部旁遮普一帶立定了腳跟，然後逐漸向東擴展。到了公元前第5、6世紀的時候，他們已經達到了孟加拉或者更東的地方，他們的勢力遍布整個北印度，恆河和朱木拿河匯流的地方成了婆羅門教的文化中心。印度原有的土著居民有的被迫南遷，或者向北方和東方撤退，有的還留在原住的地方，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忍受著外來侵略者的奴役和壓迫。當時印度正處在奴隸社會，這些人就是奴隸或者接近奴隸的人。
從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來看，雅利安人顯然低於本土居民。最近幾十年來的發掘工作，證明了本土居民創造的所謂「印度河流域的文化」水平是相當高的。雅利安人繼承了這種文化，與本土居民共同努力，加以發展。到了佛教興起的時候，北印度早已由青銅器時代轉入鐵器時代了。
生產工具的改進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原始居民多從事農業，而雅利安人則本是游牧民族，到了這時候，農業的地位也漸趨重要。農村的基本組織形式是農村公社，土地是公有的，農業與手工業直接結合。手工業的分工已經比較精細，有各種不同的手工藝人。而且農村公社也似乎在手工業方面有了一些分工，有專門從事一個行業的村社。這就證明，商品經濟已經很發達了。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分工日益擴大。居民依其職業結成了集團，不同民族相互雜居，階級矛盾和階級分化日益加強。原有的氏族部落機構逐漸變成了鎮壓人民的國家機器。根據佛典的記載，當時在北印度出現了十六個國家，其中最重要的是摩揭陀（約當今天的比哈爾邦）、薩羅（約當今天的烏德）、阿槃提（約當今天的摩臘婆）和跋蹉（今阿拉哈巴德一帶）。這些國家的都城都是寶貨充盈，富庶繁華。這時候印度的許多產品，像細布和鋼，都已名揚海外。古代希臘的許多歷史學家都有所記載。海外貿易早已開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利安人統治比較集中的地方，新興的國家都是君主制。在婆羅門文化圈外，也就是在雅利安人統治薄弱或者還沒有達到的地方，政治制度則迥乎不同。在這裡沒有世襲的君主。執政者名曰羅闍，是定期選舉的。有點像古代羅馬的執政。漢譯佛典雖稱之為「王」，實際上與王是不一樣的。西方學者一般把它叫作「共和國」，也只是說明與世襲君主制不同而已。這可能是氏族公社的殘餘，不過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探討。佛教的創始者釋迦牟尼出生的釋迦族就屬於這個類型。
在這些國家中，階級關係是什麼樣子呢？階級關係表現形態之一就是所謂種姓制度。種姓共有四種：婆羅門（祭司、知識的壟斷者）、剎帝利（武士）、吠舍（農民、牧民、商人）和首陀羅（工匠等）。這種制度萌芽極早，但是最初並不十分嚴格。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紀的時候，由於統治的需要，逐漸嚴格起來。在這方面，婆羅門賣了大力氣，他們大肆宣揚，想把這種制度神聖化，加以鞏固。他們把社會上不同階級不同階層人民的權利、義務，甚至生活細節，都刻板地規定下來，不得逾越。四姓間不能通婚，甚至不能共食。把一個統一的社會拆得支離破碎。
婆羅門和剎帝利雖然是兩個種姓，卻是一個階級，他們都是奴隸主。他們之間也有矛盾，但是一般說來是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吠舍名義上與婆羅門和剎帝利同屬所謂再生族，都是雅利安人，但是他們中間不斷產生階級分化的現象。少數人經濟地位提高，變成了中小奴隸主，或者成為大商人甚至官吏。絕大多數經濟地位下降，淪為同首陀羅類似的人，處於奴隸邊緣。如果從地域方面來看的話，西部是婆羅門當權，東部則是剎帝利當權。吠舍的地位在西部和東部都差不多。
至於首陀羅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人們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說，他們是等級制的最下層，但畢竟還是自由民，與奴隸有所不同。這種說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法經裡面用種種方式強調前三個種姓與首陀羅的不同，可見首陀羅是不屬於雅利安族的。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後，原始居民一部分變為奴隸，從事家務勞動；一部分仍從事原來的工作，絕大多數是手工業者，以後又隨著手工業的發展，變為各種工師。首陀羅就是這一部分人。他們實際上是種族奴隸。
總起來，我們可以說，種姓制度是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混合產物。
既然有階級，就有階級鬥爭。但是根據各種文獻記載來看，我們看不出這個時期的階級鬥爭特別激烈。說生產方式方面有什麼根本的改變，也是沒有根據的。據婆羅門經典和佛教經典的記述，在這時期人民的生活中，當然並不是沒有鬥爭和矛盾的，但是總體來說還是比較平靜的、安定的。在許多國家裡，政治秩序比較穩定。在城市裡，商業和手工業都比較發達；在鄉村裡，農業和牧業都相當繁榮。要說許多地方有變亂，國與國之間有時也有戰爭，那麼在印度整個歷史上什麼時候又沒有這種情況呢？
總之，據我自己的看法，佛教興起時的印度，同基督教興起時的羅馬是不一樣的。在羅馬當時是一個「經濟、政治、精神和道德普遍瓦解的時代」（恩格斯語），而印度則不是這樣。
但是，在這裡，我們必須有階級觀點和民族觀點。在不同的民族居住的地區內，在不同的階級里，生活情況就絕不會一樣。這種觀點，其他時候也要有，在論述公元前第5、6世紀印度的情況時，更是絕對不能離開的。
上面談到的那種社會經濟和政治情況必然會反映到思想領域中來。
梨俱吠陀時代（公元前第二千紀中葉），雅利安人是樂觀的，總是向前看的。當時他們侵入印度為時不久，經常同本地居民戰鬥。在許多頌神的歌中，他們呼籲神靈協助，祈求勝利。他們並不怕死，認為戰死可以升天。後來的閻羅王已經有了，但是他的王國並不陰森可怕，裡面充滿了永恆的幸福。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東進的過程中，他們遇到的困難，自然的和人為的，越來越多了起來。那種天真粗獷的樂觀情緒逐漸染上了一些悲觀的色彩，但是基本調子仍然是樂觀的。
代表這種思想的是婆羅門。
與此同時，還有另外一種人代表另外一種思想。這就是婆羅門教、佛教以及當時其他教派所謂的沙門。
沙門是什麼樣的人呢？在《梨俱吠陀》的一首詩中，曾描繪了一種叫作「牟尼」的人，蓄長發，著臟衣，外衣是褐色的，飛行空中，喝飲毒汁。顯然，對吠陀時代的雅利安人來說，這樣的人是十分陌生的，他們同婆羅門是完全不一樣的。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這是土著居民的宗教的代表，也就是行苦行的所謂沙門。
在佛典里，經常是沙門、婆羅門並提。希臘人梅伽斯提尼斯記述他在公元前第3、4世紀在印度親身經歷的時候，談到印度有兩種哲學家，一種叫婆羅門，一種叫沙門。沙門不住在城中，甚至也不住在屋中，穿樹皮衣，吃橡子，用手捧水喝，不結婚，不生子，行苦行，枯坐終日不動。根據我們目前能夠得到的資料來看，這些描繪是忠實的。
這些沙門的哲學思想和宗教信仰是同婆羅門不一樣的。他們根本不相信婆羅門所相信的那一些吠陀裡面的大神。他們相信輪迴轉生，作為輪迴轉生說基礎的業說是他們宗教信仰的核心。所謂業說就是，今生所作所為的好壞決定來世轉生的好壞。無論做好事做壞事，有因必有果，反正總是要轉生的。可是他們又厭惡生，不想再轉生。於是就想盡了種種辦法，希望能跳出輪迴。他們認為，苦行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
顯而易見，所有這一切想法的基礎是悲觀主義。有這種主義的人絕不會是征服者、勝利者、日子過得很舒服的人，而是被征服者、失敗者、日子過得很不舒服的印度原來的居民。他們處在雅利安人的奴役下，生活只給他們帶來痛苦。因此，他們不但對今生沒有任何興趣，而且也不希望有什麼來世。有的人就想用苦行來幫助自己跳出輪迴。而苦行主義本身也說明了被壓迫者被奴役者那種得不到任何人世間享樂的無可奈何的心情。
沙門所代表的思想正是這些被征服了的原始居民的思想。婆羅門思想與沙門思想是根本對立的。婆羅門主張膜拜神靈，祭祀祈福，而沙門則不供養什麼神靈，主張業（行為）可以決定禍福，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