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寫了一篇敘事散文《兩個小孩子》，發表於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六日。其中我提到白居易三歲識「之」、「無」。蒙《海口晚報》的張竺夫先生來函指正，說在白居易的《與元九書》中說到自己在生後六七個月就能認識「無」、「之」兩字。對張先生的厚愛，我十分感激。
《與元九書》這篇文章，我依稀讀過；但印象不深。後來不知道在一本什麼筆記里讀到白居易三歲識「之」、「無」的說法，印象獨深。現在才知道是錯了。不然我哪會有發明「白居易識『之』、『無』」的天才呢？張先生提出糾正，對我來說是改正了錯誤，增加了見識；對讀者來說是得到了正確的信息。有百利而無一害。
但是，我不想改變原文。古人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我不想偷偷摸摸地改得毫無錯誤的痕迹。我一向不悔少作，也不改我的文章。就在今年春夏之交，我寫過一篇《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的隨筆，一開頭，我的記憶就出了毛病，把事情記錯了；但是，我仍然不改，只加上了一條「附記」，算是對讀者負責。如果允許我援引一個先例的話，我就援引魯迅先生的例子。在他的名著《阿Q正傳》第一章序中，他寫道：「雖然英國正史上並無『博徒列傳』，而文豪迭更司也做過《博徒別傳》這一部書。」這一篇小說是一九二一年創作的，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五年以後了，魯迅才在致韋素園的信中寫道：「《博徒別傳》是Rodone的譯名，但是C，Dogle做的。《阿Q正傳》中說是迭更司作，乃是我誤記。」
可是，對這一篇流傳世界，譽滿士林的作品，魯迅並沒有加以修改。魯迅的動機何在？我不敢妄加推測。我也並不是有意效顰，我的想法已如上述，不再重複。我只是想，當年如果有博學如張先生者，則必不致錯誤拖了五年才得到改正。
張先生信中還有幾句話：「而兩歲半能背幾句唐詩，無論是從古還是至今，都是很尋常的事。」這幾句話我是無法贊成的。我行年九十，走遍了大半個世界，一個從僻遠鄉村出生的、一個字也不識的、僅僅兩歲半的孩子能背唐詩，我還是第一次遇到。張先生竟說是「很尋常的事」，難道我們經歷的是兩個世界嗎？名門大家，書香門第或者可能有個別處，但是，我還沒有見到過。我一輩子濫竽知識分子群中，也沒有遇到過。因此，「秋紅現象」，我認為還是值得重視的。我那一篇文章的最後一段，我不想改動。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