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雖然算是小同鄉，但我與孟真先生並不熟識，幾乎是根本沒有來往。原因是年齡有別，輩分不同。我於1930年到北京來上大學的時候，進的是清華大學。當時孟真先生已經是學者，是教育家，名滿天下了。我只是一個無名小卒，不可能有認識的機會。
我記得，在我大學一年級或二年級時，不知是清華的哪一個團體組織了一次系列講座，邀請一些著名的學者發表演說，其中就有孟真先生。時間是在晚上，地點是在三院的一間教室里。孟真先生西裝筆挺，革履鋥亮。講演的內容，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但是，他那把雙手插在西裝坎肩的口袋裡的獨特的姿勢，卻至今歷歷如在目前。
在以後一段長達十五六年的時間中，我同孟真先生互不相知，一沒有相知的可能，二沒有相知的必要，我們本來就是萍水相逢嘛。
然而天公卻別有一番安排，我在德國呆了十年以後，陳寅恪師把我推薦給北京大學。1946年夏，我回國住在南京，適值寅恪先生也正在南京，我曾去謁見。他讓我帶著我在德國發表的幾篇論文，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當時的北大代校長傅斯年，我遵命而去。見了面，沒有說上幾句話，就告辭出來。我們第二次見面就是這樣匆匆。
「二戰」期間，我被阻歐洲，大後方重慶和昆明等地的情況，我茫無所知。到了南京以後，才開始零零星星地聽到大後方學術文化教育界的一些情況，涉及面非常廣，當然也涉及傅孟真先生。他把山東人特有的直爽的性格——這種性格其他一些省份的人也具有的——發揮到淋漓盡致的水平。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當然是國民黨政府下屬的一個機構，但是，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而且專揭國民黨的瘡疤。他被選為地位很高的參政員，是所謂「社會賢達」的代表。他主持正義，直言無諱，被稱為「傅大炮」。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在貪贓枉法方面，各有千秋，手段不同，殊途同歸。其中以孔祥熙家族名聲最壞。那一位「威」名遠揚的孔二小姐，更是名動遐邇，用飛機載狗逃難，而置難民於不顧。孟真先生不講情面，不分場合，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中，痛快淋漓地揭露孔家的醜事，引起了人民對孔家的憎恨。孟真先生成為「批孔」的專業戶，口碑載道，頌聲盈耳。
孟真先生的軼事很多，我只能根據傳說講上幾件。他在南京時，開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待人寬厚，而要求極嚴。當時有一位廣東籍的研究員，此人脾氣古怪，雙耳重聽，形單影隻，不大與人往來，但讀書頗多，著述極豐。每天到所，用鉛筆在稿紙上寫上兩千字，便以為完成了任務，可以交卷了，於是悄然離所，打道回府。他所愛極廣，隋唐史和黃河史，都有著述，洋洋數十萬言，對歷史地理特感興趣，尤嗜對音。他不但不通梵文，看樣子連印度天城體字母都不認識。在他手中，字母彷彿成了積木，可以任意挪動。放在前面，與對音不合，就改放在後面。這樣產生出來的對音，有時極為荒誕離奇，那就在所難免了。但是，這位老先生自我感覺極為良好，別人也無可奈何。有一次，他在所里作了一個學術報告，說《史記》中的「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不得」二字是Buddha（佛陀）的對音，佛教在秦代已輸入中國了。實際上，「禁不得」這樣的字眼兒在漢代是通用的。老先生不知怎樣一時糊塗，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一位頗負盛名的日本漢學家藤田豐八已有此說，老先生不一定看到過，孤明獨發，鬧出了笑話。不意此時遠在美國的孟真先生聽到了這個消息，大為震怒，打電話給所里，要這位老先生檢討，否則就炒魷魚。老先生不肯，於是便捲鋪蓋離開了史語所，老死不明真相。
但是，孟真先生是異常重視人才的，特別是年輕的優秀人才。他獎勵扶掖，不遺餘力。他心中有一張年輕有為的學者的名單，對於這一些人，他儘力提供或創造條件，讓他們能安心研究，幫助他們出國留學，學成回國後仍來所里工作。他還儘力延攬著名學者，禮遇有加。他創辦的《史語所集刊》，在幾十年內都是國內外最有權威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刊物。一登龍門，聲價十倍，能在上面發表文章，是十分光榮的事。這個刊物至今仍在繼續刊行，舊的部分有人多方搜求，甚至影印，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所僅見。
孟真先生有其金剛怒目的一面，也有其菩薩慈眉的一面。當年在大後方昆明，西南聯大的教師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研究員，有時住在同一所宿舍里。在靛花巷（？）宿舍里，陳寅恪先生住在樓上，一些年紀比較輕的教員和研究員住在樓下。有一天晚上，孟真先生和一些年輕學者在樓下屋子裡閑談，說到得意處，忍不住縱聲大笑。他們樂以忘憂，興會淋漓，忘記了時光的流逝。猛然間，樓上發出手杖搗地板的聲音。孟真先生輕聲說：「樓上的老先生髮火了。」「老先生」指的當然就是寅恪先生。從此就有人說，傅斯年誰都不怕，連蔣介石也不放在眼中，唯獨怕陳寅恪。我想，在這裡，這個「怕」字不妥，改為「尊敬」，就更好了。
這一次，我由於一個不期而遇的機會，來到了台北，又聽到了一些孟真先生的軼事。原來他離開大陸後，來到了台灣，仍然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同時兼任台灣大學的校長。他這一位大炮，大概仍然是炮聲隆隆。據說有一次蔣介石對自己的親信說：「那裡（指台大）的事，我們管不了！」可見孟真先生仍然保留著他那一副剛正不阿的錚錚鐵骨，他真正繼承了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最優秀的傳統。
根據我上面的瑣碎的回憶，我對孟真先生是見得少，聽得多。我同他最重要的一次接觸，就是我進北大時，他正是代校長，是他把我引進北大來的。據說——又是據說，他代表胡適之先生接管北大。當時日寇侵略者剛剛投降，北大，正確說是「偽北大」教員可以說都是為日本服務的；但是每個人情況又各有不同，有少數人認賊作父，覥顏事仇，喪盡了國格和人格。大多數則是不得已而為之。二者應該區別對待。孟真先生說，適之先生為人厚道，經不起別人的懇求與勸說，可能良莠不分，一律留下在北大任教。這個「壞人」必須他做。他於是大刀闊斧，不留情面，把問題嚴重的教授一律解聘，他說，這是為適之先生掃清道路，清除垃圾，還北大一片凈土，讓他的老師胡適之先生怡然、安然地打道回校。我就是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到北大來的。我對孟真先生有知遇之感，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
這一次我們三個北大人來到了台灣。台灣有清華分校，為什麼獨獨沒有北大分校呢？有人說，傅斯年擔任校長的台灣大學就是北大分校。這個說法被認為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三個人中，除我以外，他們倆既沒有見過胡適之，也沒有見過傅孟真。但是，胡、傅兩位畢竟是北大的老校長，我們不遠千里而來，為他們二位掃墓，也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們謹以鮮花一束，放在墓穴上，用以寄託我們的哀思。我在孟真先生墓前行禮的時候，心裡想了很多很多。兩岸人民有手足之情，人為地被迫分開了五十多年，難道現在和好統一的時機還沒有到嗎？本是同根生，見面卻如參與商，一定要先到香港才能再飛台灣。這樣人為的悲劇難道還不應該結束嗎？北大與台大難道還不應該統一起來嗎？我希望，我們下一次再來掃孟真先生墓時，這一出人間悲劇能夠結束。
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