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想專門談寅恪先生一家三代人的愛國主義。我認為，他們的愛國主義既包括狹義的，也包括廣義的。下面分別談一談。
我想從寅恪先生的祖父陳寶箴談起。他生於1831年（道光十一年）。雖然出身書香世家，但一生只是一名恩科舉人，並沒有求得很高的功名。他一生從政，辦團練，游幕府，受到了曾國藩的提拔，最後做到了湖南巡撫。他生在清代末葉，當時吏治不修，國家多事，貪污腐化，賄賂公行，外有敵寇，內有民變，真正是多事之秋。也許正是這樣的環境，才決定了他的愛國之心。1860年，他在北京參加會試，正值英法聯軍入寇京師，咸豐北狩，惡寇焚毀圓明園時，他正在酒樓上飲酒，目睹西面火光衝天，悲憤填膺，伏案痛哭。1894年，甲午對日抗戰失敗，中國又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寶箴曾痛哭道：「無以為國矣。」此時清王朝如風中殘燭，成為外寇任意欺凌的對象。他這種愛國真情，是屬於狹義的愛國主義的。（參閱汪榮祖：《史家陳寅恪》。）
1895年8月，陳寶箴被任命為湖南巡撫。這時正是新政風雲瀰漫全國的時候。他認為新政是富國強兵的有效措施，於是在湖南奮力推行，振興實業，開闢航運，引進機器製造，另設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南學會、武備學堂等，開展教育文化事業。他引江標、黃遵憲、梁啟超等了解外情的開明之士，共同努力。他的兒子陳三立（散原）也以變法開風氣為己任，湖南風氣一時為之大變。戊戌變法失敗以後，寶箴受到嚴懲，革職永不敘用。為了拳拳愛國之心，竟遭到這樣的下場。但是他卻青史留名，永遠受到人民的崇敬。在這裡，他的愛國主義是廣義的。
總之，陳寶箴先生可以說是集狹義愛國主義與廣義愛國主義於一身的。
陳三立繼承了父親的熱愛祖國的精神。早年曾佐父在湖南推行新政，以拯救國家危亡。戊戌政變以後，他也受到革職處分。此後，他歷經所謂推行新政，所謂勤王，袁世凱搞的所謂立憲運動，辛亥革命，洪憲醜劇，軍閥混戰，一直到國民黨統治，日寇入侵，終其一生，沒有再從政。但是，他卻絕非出世，絕非退隱，他一刻也沒有忘懷中國人民的疾苦。到了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他正在北京，憂憤成疾。8月8日，日寇入城，老人已屆耄耋之年，拒不進食，拒不服藥，終於以身殉國。
散原老人也可以說是集狹義愛國主義與廣義愛國主義於一身的。
至於寅恪先生，他上承父祖愛國主義之傳統，一生經歷較前輩更多坎坷，更為複雜。但是他曾歷游各國，眼光因而更為遠大，胸襟因而更為廣闊，在他身上體現出來的愛國主義，涵義也就更為深刻。
寅恪先生一生專心治學，從未參與政治；但他絕非脫離現實的人物，象牙塔中的學者。他畢生關心世界大事，關心國家民族的興亡，關心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並世學者，罕見其儔。這表明他繼承了中國自古以來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傳統，也表明了他愛國心切。頗有一些學者，表面上參政、議政，成為極活躍的社會活動家，然而，在他們心中，民族存亡、文化存續，究竟佔有什麼地位，是頗為值得懷疑的。
寅恪先生則不然，他表面上淡泊寧靜，與世無爭。實則在他的內心深處，愛國熱情時時澎湃激蕩。他的學術研究，詩文創作，無一非此種熱情之流露，明眼人一看便知。李璜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
我近年曆閱學術界之紀念陳氏者，大抵集中於其用力學問之勤、學術之富、著作之精，而甚少提及其對國家民族愛護之深與其本於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惡之切，酒酣耳熱，頓露激昂。我親見之，不似象牙塔中人，此其所以後來寫出吊王觀堂（國維）先生之輓詞而能哀感如此動人也。
李璜這一段話是極有見地的。我於寅恪先生對王靜安之死的同情，長久不能理解。一直到最近，經過了一番學習與思考，才豁然開朗。他們同樣是熱愛中國文化的，一種倫理道德色彩滲透於其中的深義的文化。熱愛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就是愛國的一個具體表現。兩位大師在這一點上「心有靈犀一點通」，因此靜安之死才引起了寅恪先生如此傷情。
寅恪先生在政治上是能明辨是非的。國民黨和蔣介石都沒給他留下好印象。1940年，他到重慶去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見到了蔣介石。他在一首詩《庚辰暮春重慶夜歸作》中，寫了兩句詩：「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樓。」據吳雨僧（宓）先生對此詩的注中說：「已而某公宴請中央研究院到會諸先生，寅恪於座中初次見某公，深覺其人不足有為，故有此詩第六句。」
寅恪先生對共產黨什麼態度呢？浦江清的《清華園日記》中講到，寅恪先生有一次對他說，他贊成unism（共產主義），但反對Russian-unism（俄國共產主義）。這個態度非常明確。在過去某一個時期，這個態度被認為是反動的。及今視之，難道寅恪先生的態度是不可以理解的嗎？
此時寅恪先生正在香港大學任教。我所謂「此時」，是指上面談到的中央研究院開會之際，日軍正在南太平洋以及東南亞等地肆虐。日軍攻佔了香港以後，寅恪先生處境十分危險。他是國際上著名學者，日寇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他。日軍曾送麥粉給陳家，這正是瀕於斷炊的陳家所需要的。然而寅恪先生全家寧願餓死，也決不受此不義的饋贈。又據傳說，日軍饋米二袋，拒不受，並寫詩給弟弟隆恪，其中有「正氣狂吞賊」之句，可見先生的凜然正氣。不愧為乃祖乃父之賢子孫，中華民族真正的脊樑。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迎來了解放。我在上面已經說過，寅恪先生不反對共產主義。北京解放前夕，為什麼又飛離故都呢？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苛求於人。我的上一輩和同輩的老知識分子，正義感是有的，分辨是非的能力也不缺少。國民黨所作所為，他們親眼目睹。可是共產黨怎樣呢？除了極少數的先知先覺者以外，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這還是個謎，我們要等一等，看一看。有的人留在北京看，有的人離開北京看。飛到香港和台灣去的只是極少數的人。寅恪先生飛到了廣州。等到解放軍開進廣州的時候，他的退路還有很多條，到台灣去是一條，事實上傅斯年再三電催。到外國去，又是一條。到香港去，也是一條。這幾條路，他走起來，都易如反掌。特別是香港，近在咫尺，他到了那裡，不愁不受到熱烈的歡迎。但是，他卻哪裡也沒有去，他留在了廣州。我想，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他熱愛祖國，而這個祖國只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廣州，寅恪先生先後任教於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受到了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等人的關懷照顧。但是，在另一方面，解放後幾十年中，政治運動此伏彼起，從未停止，而且大部分是針對知識分子的，什麼「批判」，什麼「拔白旗」，等等，不一而足。不能說其中一點正確的東西都沒有；但是，絕大部分是在極左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這當然大大地挫傷了愛國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到了「十年浩劫」，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影響了我們的經濟建設，破壞了我國的優秀的傳統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空前的污點。其危害之深，有目共睹，這裡不再細談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向熱愛祖國、熱愛祖國文化、關心人民疾苦、期望國家富強的寅恪先生，在感情上必然會有所反應，這反應大部分表現在詩文中。在他那大量的詩作中，不能說沒有調子高昂怡悅的作品，但是大部分是情調抑鬱低沉的。這也是必然的。我們的工作有成績，也有錯誤。寅恪先生不懂什麼阿諛奉承，不會吹捧，胸中的憤懣一抒之於詩中，這有什麼難以理解的呢？有些事情，在當時好多人是糊塗的，現在回視，寅恪先生不幸而言中，這一點唯物主義能不承認嗎？到了「文化大革命」，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一切是非都顛倒了過來。寅恪先生也受到了殘酷的迫害，終致於不起，含恨而終。他晚年是否想到了王靜安先生之死，不得而知，他同王同樣是中國文化所託命之人，有類似的下場，真要「常使英雄淚滿襟」了。
總之，我認為，寅恪先生同父祖一樣，是把狹義的愛國主義與廣義的愛國主義集於一身的。陳氏一門三忠義，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他們都是中國知識分子傑出的代表。
我在這裡還想把寅恪先生等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同西方的愛國主義對比一下。西方國家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以前，也就是在還沒有侵略成性以前，所謂愛國主義多表現為爭取民族的獨立與自由的鬥爭。到了資本主義抬頭，侵略和奴役亞、非、拉美時期，就沒有真正的愛國主義，實際上只能有民族沙文主義。至於法西斯國家的「愛國主義」，則只能是想壓迫別人、屠殺別人的借口，與真正的愛國主義毫無共同之處。中國則不然。過去我們有愛國主義的傳統，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談到過。到了近現代，淪為半殖民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愛國的知識分子（當然也有別的人）拍案而起。我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