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五經」在中國歷史上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如果中國經籍西傳，首當其衝的理所當然地就是這些書。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利瑪竇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還本國。天啟六年（1626年），比人金尼閣將「五經」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到了清朝，殷鐸澤與郭納爵合譯《大學》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年）刻於建昌。殷氏又將《中庸》譯為拉丁文，於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八年（1669年）分別刻於廣州及印度果阿。《論語》之最早譯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為拉丁文。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教士柏應理返回歐洲。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巴黎發刊其著作《中國之哲學家孔子》。中文標題雖為《西文四書解》，但未譯《孟子》，名實實不相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奧國教士白乃心用義大利文寫的《中國雜記》出版。康熙五十年（1711年），布拉格大學圖書館出版衛方濟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及《孝經》、《幼學》，1783年至1786年譯為法文。衛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與上書同時同地刊出。白晉著有拉丁文《易經大意》，未刊。康熙四十年（1701年），白晉自北京致書德國大哲學家萊布尼茨，討論中國哲學及禮俗。現在梵蒂岡圖書館中尚藏有西士研究《易經》之華文稿本14種，宋君榮曾譯《書經》，劉應譯《禮記》的一部分。康熙末年，馬約瑟節譯《書經》、《詩經》。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馬約瑟自建昌府致函歐洲，討論儒教。雷孝思參加繪製《皇朝一統輿地全圖》，對中國古籍亦有研究。傅聖譯有《道德經評註》，為拉丁文及法文合譯稿本。他又用法文譯峙紐。赫蒼璧於康熙四十年（1701年）來華，亦曾從事翻譯峙紐。
到了雍正乾隆年間，中籍西譯繼續進行。宋君榮所譯之《書經》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刊於巴黎。他還研究中國經籍之訓詁問題。孫璋為後期來華耶穌會神父中最精通漢學者。他所譯拉丁文《詩經》附有註解。他又譯有《禮記》，稿成未刊。蔣友仁製作圓明園中的噴水池，為人所艷稱。他又深通漢籍，用拉丁文譯有《書經》、《孟子》等書。乾隆時有一個叫錢德明的人，精通滿漢文，譯有《憾京賦》，並研究我國古樂及石鼓文等，他是西人中最早研究我國苗族及兵學者。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北京著《華民古遠考》，列舉《易經》、《詩經》、《書經》、《春秋》及《史記》為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在北京刊印《孔子傳》，為錢氏著作中之最佳者。此外，他還有《孔門弟子傳略》，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或次年刊於北京。韓國英譯有《大學》及《中庸》，又著有《記中國人之孝渤》。韓氏可能是十九世紀前西人研究我國經籍的最後一人。他的本行是生物學。
從明末到乾隆年間，中國經籍之西傳，情況大體如上。既然傳了過去，必然產生影響。有的影響竟與熱心翻譯中國經書之耶穌會神父的初衷截然相違。我在下面介紹方豪一段話：
介紹中國思想至歐洲者，原為耶穌會士，本在說明彼等發現一最易接受「福音」之園地，以鼓勵教士前來中國，並為勸導教徒多為中國教會捐款。不意儒家經書中原理，竟為歐洲哲家取為反對教會之資料。而若輩所介紹之中國康熙年間之安定局面，使同時期歐洲動蕩之政局，相形之下，大見遜色；歐洲人竟以為中國人乃一純粹有德性之民族，中國成為若輩理想國家，孔子成為歐洲思想界之偶像。
中國俗話說：「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頗與此相類了。
受中國經籍影響的，以法、德兩國的哲學家為主，英國稍遜。舉其犖犖大者，則有法國大哲學家笛卡爾等。法國百科全書派也深受中國思想之影響。在德國方面，啟蒙時期的大哲學家斯賓諾莎、萊布尼茨等，都直接受到了笛卡爾的影響，間接受到中國影響。康德認為，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完全受的是老子的影響。萊布尼茨二十一歲就受到中國影響。後與閔明我、白晉訂交，直接接受中國思想。1697年，萊氏的拉丁文著作《中國近事》出版。他在書中說：「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實不如中國人。」有人認為，康德的哲學也受了中國哲學的影響，特別宋儒理學。
中國經籍西傳，不但影響了歐洲哲學，而且也影響了歐洲政治。在德國，萊布尼茨與華爾佛利用中國哲學推動了德國的精神革命。在法國，思想家們則認為中國哲學為無神論、唯物論與自然主義。這三者實為法國大革命之哲學基礎。百科全書派全力推動革命的發展。法國大革命實質上是反宗教之哲學革命。法國的啟蒙運動，也是以反宗教為開端。形成這種反宗教的氣氛者，歸根結蒂是中國思想傳播的結果。法國大革命前夕，中國趣味在法國以及整個歐洲廣泛流行。宮廷與貴族社會為中國趣味所壟斷。而宮廷與貴族又是左右法國政治的集團。則中國趣味對法國政治之影響，概可想見了。
百科全書派把反宗教和鼓吹革命的思想注入所撰寫的百科全書中。他們與中國文化有深刻的接觸。但因認識中國之渠道不同，對中國的意見也有分歧。孟德斯鳩與盧梭談的多是歐洲旅客的遊記等，對中國遂多有鄙薄之論。霍爾巴赫、伏爾泰、波勿爾、魁奈等等，所讀多是耶穌會士之報告或書札，對中國文化多有欽慕之意。孟德斯鳩著《法意》第一卷第一章，給法律下定義，提出「萬物自然之理」，主張「有理斯有法」，完全是宋儒思想。伏爾泰七歲即在耶穌會士主辦的學校中受教育，對中國文化無條件地讚賞，在自己的小禮拜堂中，供孔子畫像，朝夕禮拜。他認為，孔子所說：「僅為極純粹之道德，不談奇蹟，不涉玄虛。」他說：「人類智慧不能獲得較中國政治更優良之政治組織。」又說：「中國為世界最公正最仁愛之民族。」他還根據《趙氏孤兒》寫了一部《中國孤兒》。狄德羅對中國有批評意見，但認為中國文化在各民族之上。盧梭承認中國為文明最高古國，但他認為文明並非幸福之表記，中國雖文明，而不免為異族所侵凌，他是「文明否定論者」。中國思想除了影響了上述的哲學家之外，還影響了所謂政治經濟學上的「重農學派」。這一學派以自然法代替上帝的功能。他們倡導「中國化」，不遺餘力，甚至影響了國王路易十五。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受了法國思想家的影響，在《原富》一書中應用中國材料頗多。
在德國，中國影響同樣顯著。大文豪歌德是一個突出的代表。哲學家也深受中國思想影響。萊布尼茨、斯賓諾莎，上面已經談到。其他哲學家，康德、費希特、謝林、黑格爾等，都受了萊布尼茨的影響，也可以說，間接受了中國影響。叔本華哲學中除了有印度成分外，也受了朱子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