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人生七十古來稀。」對舊社會來說，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它符合實際情況。但是，到了今天，老百姓卻創造了三句順口溜：「七十小弟弟，八十多來兮，九十不稀奇。」這也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它符合實際情況。
但是，對我來說，卻另有一番糾葛。我行年九十矣，是不是感到不稀奇呢？答案是：不是，又是。不是者，我沒有感到不稀奇，而是感到稀奇，非常的稀奇。我曾在很多地方都說過，我在任何方面都是一個沒有雄心壯志的人，我不會說大話，不敢說大話，在年齡方面也一樣。我的第一本賬只計畫活四十歲到五十歲。因為我的父母都只活了四十多歲，遵照遺傳的規律，遵照傳統倫理道德，我不能也不應活得超過了父母。我又哪裡知道，彷彿一轉瞬間，我竟活過了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又進入了耄耋的境界，要向期頤進軍了。這樣一來，我能不感到稀奇嗎？
但是，為什麼又感到不稀奇呢？從目前的身體情況來看，除了眼睛和耳朵有點不算太大的問題和腿腳不太靈便外，自我感覺還是良好的，寫一篇一兩千字的文章，倚馬可待。待人接物，應對進退，還是「難得糊塗」的。這一切都同十年前，或者更長的時間以前，沒有什麼兩樣。李太白詩：「高堂明鏡悲白髮。」
我不但發已全白（有人告訴我，又有黑髮長出），而且禿了頂。這一切也都是事實，可惜我不是電影明星，一年照不了兩次鏡子，那一切我都不視不見。在潛意識中，自己還以為是「朝如青絲」哩。對我這樣無知無識、麻木不仁的人，連上帝也沒有辦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怎麼能會不感到不稀奇呢？
但是，我自己又覺得，我這種精神狀態之所以能夠產生，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國現行的退休制度，教授年齡是六十歲到七十歲。可是，就我個人而論，在學術研究上，我的衝刺起點是在八十歲以後。開了幾十年的會，經過了不知道多少次政治運動，做過不知道多少次自我檢查，也不知道多少次對別人進行批判，最後又經歷了十年浩劫，「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我自己的一生就是這樣白白地消磨過去了。如果不是造化小兒對我垂青，制止了我實行自己年齡計畫的話，在我八十歲以前（這也算是高壽了）就「遽歸道山」，我留給子孫後代的東西恐怕是不會多的。不多也不一定就是壞事。留下一些不痛不癢、災禍梨棗的所謂著述，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但是，對我自己來說，恐怕就要「另案處理」了。
在從八十歲到九十歲這個十年內，在我衝刺開始以後，頗有一些值得紀念的甜蜜的回憶。在撰寫我一生最長的一部長達八十萬字的著作《糖史》的過程中，頗有一些情節值得回憶，值得玩味。在長達兩年的時間內，我每天跑一趟大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無礙。燕園風光旖旎，四時景物不同。春天奼紫嫣紅，夏天荷香盈塘，秋天紅染霜葉，冬天六齣蔽空。稱之為人間仙境，也不為過。然而，在這兩年中，我幾乎天天都在這樣瑰麗的風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視而不見，甚至不視不見。未名湖的漣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視為奇觀的勝景，也未能逃過我的漠然，懵然，無動於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圖書館中的盈室滿架的圖書，鼻子里聞到的只有那裡的書香。
《糖史》的寫作完成以後，我又把陣地從大圖書館移到家中來。運籌於斗室之中，決戰於幾張桌子之上。我研究的對象變成了吐火羅文A方言的《彌勒會見記劇本》。這也不是一顆容易咬的核桃，非用上全力不行。最大的困難在於缺乏資料，而且多是國外的資料。沒有辦法，只有時不時地向海外求援。現在雖然號稱為信息時代，可是我要的消息多是刁鑽古怪的東西，一時難以搜尋，我只有耐著性子恭候。舞筆弄墨的朋友，大概都能體會到，當一篇文章正在進行寫作時，忽然斷了電，你心中真如火燒油澆，然而卻毫無辦法，只盼喜從天降了，只能聽天由命了。此時燕園旖旎的風光，對於我似有似無，心裡想到的，切盼的只有海外的來信。如此又熬了一年多，《彌勒會見記劇本》英譯本終於在德國出版了。
兩部著作完了以後，我平生大願算是告一段落。痛定思痛，驀地想到了，自己已是望九之年了。這樣的歲數，古今中外的讀書人能達到的只有極少數。我自己竟能置身其中，豈不大可喜哉！
我想停下來休息片刻，以利再戰。這時就想到，我還有一個家。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的港灣。我的家怎樣呢？直白地說，我的家就我一個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個人吃飽了，全家不餓。這樣一來，我應該感覺很孤獨了吧。然而並不。我的家庭「成員」實際上並不止我一個「人」。我還有四隻極為活潑可愛的，一轉眼就偷吃東西的，從我家鄉山東臨清帶來的白色波斯貓，眼睛一黃一藍。它們一點禮節都沒有，一點規矩都不懂，時不時地爬上我的脖子，為所欲為，大膽放肆。有一隻還專在我的褲腿上撒尿。這一切我不但不介意，而且顧而樂之，讓貓們的自由主義惡性發展。
我的家庭「成員」還不止這樣多，我還養了兩隻山大小校友張衡送給我的烏龜。烏龜這玩意兒，現在名聲不算太好；但在古代卻是長壽的象徵。有些人的名字中也使用「龜」字，唐代就有李龜年、陸龜蒙等等。龜們的智商大概低於貓們，它們決不會從水中爬出來爬上我的肩頭。但是，龜們也自有龜之樂，當我向它餵食時，它們伸出了脖子，一口吞下一粒，它們顯然是愉快的。可惜我遇不到惠施，它決不會同我爭辯，我何以知道龜之樂。
我的家庭「成員」還沒有到此為止，我還飼養了五隻大甲魚。甲魚，在一般老百姓嘴裡叫「王八」，是一個十分不光彩的名稱，人們諱言之。然而我卻堂而皇之地養在大瓷缸內，一視同仁，毫無歧視之心。是不是我神經出了毛病？用不著請醫生去檢查，我神經十分正常。我認為，甲魚同其他動物一樣有生存的權利。稱之為王八，是人類對它的誣衊，是向它頭上潑髒水。可惜甲魚無知，不會到世界最高法庭上去狀告人類，還要要求賠償名譽費若干美元，而且要登報聲明。我個人覺得，人類在新世紀，新千年中最重要的任務是處理好與大自然的關係。恩格斯已經警告過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一百多年來的歷史事實，日益證明了恩格斯警告之正確與準確。在新世紀中，人類首先必須改惡向善，改掉亂吃其他動物的惡習。人類必須遵守宋代大儒張載的話：「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把甲魚也看成是自己的夥伴，把大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征服的對象。這樣一來，人類庶幾能有美妙光輝的前途。至於對我自己，也許有人認為我是《世說新語》中的人物，放誕不經。如果真正有的話，那就，那就——由它去吧。
再繼續談我的家和我自己。
我在十年浩劫中，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位倒行逆施的「老佛爺」，被打倒在地，被戴上了無數頂莫須有的帽子，天天被打，被罵。最初也只覺得滑稽可笑。但「謊言說上一千遍，就變成了真理」，最後連我自己都懷疑起來了：「此身合是壞人未？淚眼迷離問蒼天。」其實我並沒有那麼壞，但在許多人眼中，我已經成了一個「不可接觸者」。
然而，世事多變，人間正道。不知道是怎麼一來，我竟轉身一變成了一個「極可接觸者」。我常以知了自比。知了的幼蟲最初藏在地下，黃昏時爬上樹榦，天一明就脫掉了舊殼，長出了翅膀，長鳴高枝，成了極富詩意的蟲類，引得詩人「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了。我現在就是一隻長鳴高枝的蟬，名聲四被，頭上的桂冠比「文革」中頭上戴的高帽子還要高出很多，有時候我自己都覺得臉紅。其實我自己深知，我並沒有那麼好。然而，我這樣發自肺腑的話，別人是不會相信的。這樣一來，我雖孤家寡人，其實家裡每天都是熱鬧非凡。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天天到我家裡來「打工」，處理我的雜務，照顧我的生活，最重要的事情是給我讀報，讀信，因為我眼睛不好。還有，就是同不斷打電話來或者親自登門來的自稱是我的「崇拜者」的人們打交道。學校領導因為覺得我年紀已大，不能再招待那麼多的來訪者，在我門上貼出了通告，想制約一下來訪者的襲來，但用處不大，許多客人都視而不見，照樣敲門不誤。有少數人竟在門外荷塘邊上等上幾個鐘頭。除了來訪者打電話者外，還有扛著沉重的錄像機而來的電視台的導演和記者，以及每天都收到的數量頗大的信件和刊物。有一些年輕的大中學生，把我看成了有求必應的土地爺，或者能預言先知的季鐵嘴，向我請求這請求那，向我傾訴對自己父母都不肯透露的心中的苦悶。這些都要我那位「打工」的老同事來處理，我那位打工者此時就成了攔駕大使。想盡花樣，費盡唇舌，說服那些想來採訪，想來拍電視的好心和熱心又誠心的朋友們，請他們稍安毋躁。這是極為繁重而困難的工作，我能深切體會。其忙碌困難的情況，我是能理解的。
最讓我高興的是，我結交了不少新朋友。他們都是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