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修女是世界名人。這是一件非常矛盾的事情。她是天主教修女，可是她的聲名來自救援世俗世界的窮人。特蕾莎修女的宗教內修本質以及參與外部活動所引起的困擾，在她生前就從來沒有中斷過，也在最近一本新書《特蕾莎修女：成為我的光》（）出版後，再次驚擾世界。這本新書首次發表大量特蕾莎修女的私信和懺悔、祈禱記錄，表現了特蕾莎修女長期以來，始終在信仰的困惑之中。
書名來自特蕾莎修女在人生最關鍵轉折處的一個典故。
特蕾莎修女出生在近年來發生種族與宗教衝突的科索沃。當地人多為穆斯林，基督教徒也多信新教，她來自當地極少有的天主教家庭。她在童年進入兒童慈善會，在少女時代就去印度接受傳教訓練。她從所屬的愛爾蘭羅雷托修會進入印度工作，1937年5月成為終身修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她擔任印度一個教會中學校長，任教職十七年，目睹了安靜校園之外遍地無助的病殘老弱。1946年9月10日，她在印度大吉嶺修院靜修一年。就在這段時間，三十六歲的特蕾莎修女向教會報告，基督向她發出召喚：放棄現在的教職，去到城市貧民窟，走進「窮人里的最貧窮者」中，「來吧，來吧，帶我去貧民窟」，基督親自對她說「成為我的光」，「讓他們生活在自尊中，感受神無盡的愛，走近神，以對神的愛和服務為回報」。她據此要求脫離修院生活，成為自行善事的自由修女。但是，一直沒有得到總主教的許可。
1947年，以回教徒為主的東巴基斯坦脫離印度獨立，宗教衝突之下，大批印度教難民湧入特蕾莎修女任教的加爾各答市。城市爆發著如麻風、霍亂這樣的可怕傳染病。在特蕾莎修女的不斷請求下，1949年她終於獲得教宗庇護十二世的批准，並得到一定的物質支持。1950年10月，她和十二名修女成立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她們以白布鑲嵌藍邊的印度莎麗作為自己的修女服，後來成為聞名世界的標誌。
1952年8月特蕾莎修女成立「清心之家」貧病危收容院，七年後在新德里和蘭奇又增設兩所，消息先在貧窮患病者中傳開，之後又在世界各地的義工中傳開。1969年，英國記者蒙格瑞奇的一部紀錄片《為了神做件美事》（）感動世人，也使特蕾莎修女終成世界名人。
特蕾莎修女的位置非常特別。天主教會存在已有兩千年。在世俗世界的眼中，很容易把天主教會這樣的宗教組織和神相提並論。其實這只是一個誤解。信仰是非常「個人」的事情。就基督教徒而言，也就是一個個人，相信了神和基督的存在，信了《聖經》是記錄神的教導以及神和人之間發生過的種種事情。而對於非基督徒來說，這只是一些神話故事和歷史事件記錄的混合。一個「信」字，是他們之間的分界。
可是，基督徒並非是鐵板一塊。道理非常簡單，他們本身只是凡人，他們只是在按照他們所理解的神的旨意在行事。理解錯了的事情也是經常發生的。經過兩千年，今日之基督教徒更傾向於理解神引導下個人靈魂的提升，是走向謙卑感恩的過程，傾向於理解神的旨意是傳播愛和放棄仇恨怨恨。因此現代傳教士去到貧苦戰亂之處，往往一句說教都沒有，只是在那裡救助做工。而越是在早期，人在神的借口下越自大狂妄、罪惡越多。人的領悟需要時間和過程。因此早期天主教會這樣的宗教組織，往往出現擅自以神的名義迫害異端甚至斂財行惡的行為。
修行生活就是這樣出現的。一些天主教徒出於對某些教會的失望，決心以一種相當極端的方式，把個人靈魂的提升做到極致，因而放棄所有的個人世俗享受。當然，各個修行派別之間也有程度的不同，但是大同小異。他們把自己交給上帝，不論把自己關在窄小的修行室，還是如特蕾莎修女那樣走入貧苦的人群中，做的事情本質是一樣的，都為個人修行。也就是在神助之下，通過某種方式，提升個人靈魂。救助也並不看重「自己」，不提個人成就，他們只是在傳達「神的旨意」，服務於神。
這是修道院存在的原因。修院高牆內的封閉環境，使得修士修女的實現意願變得容易。而如特蕾莎修女這樣「自行善事的自由修女」，必定會遇到更多困擾，因為她和世俗世界遭遇，有了太多糾葛。
一開始，特蕾莎修女作為一個外國人和天主教徒，受到印度教區婆羅門階層的強烈反對。但是她畢竟是在救助印度人、印度教徒，也就漸漸被接受。她和世俗世界的更大糾葛，是她接受了世俗世界所給予的榮譽。接受蒙格瑞奇的紀錄片拍攝就是一個開端。1971年教宗保羅六世頒給特蕾莎修女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平獎」還是宗教界的榮譽，但是對修行者來說已經不同尋常。接下來是世俗世界的一系列獎項：1971年的肯尼迪獎、1975年的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國際獎、1985年的美國總統自由勳章、1994年的美國國會金牌、1996年11月16日的美國榮譽公民以及許多大學的榮譽學位，其中包括最受人矚目的1979年諾貝爾和平獎。這些榮譽又把她帶進許多新聞發布會和記者採訪。
誠然可以說，特蕾莎修女的工作需要大量來自世俗社會的捐款，她的知名度幫助了她工作的開展，也就是推動了她承諾於神的慈善——「成為神的光」。可是，既然特蕾莎修女如此深度地進入世俗世界，這個世界也必然以他們的標準來侵入和對她提出要求。因此特蕾莎修女也沒有一刻不在受批評之中。這些批評包括：她的組織財政狀況是否應該向公眾公布、她所獲得的榮譽是否和她的工作相稱、她屬下的醫療護理質量是否符合標準、她本人接受高水賓士療說明了什麼、她是否敦促下屬為非天主教徒施洗、她的機構接受的部分善款是否用於傳教而非救助，等等。
假如特蕾莎修女只是特蕾莎修女，是一個完全沉浸在宗教情感之中、單純追隨基督「成為我的光」的神旨前行並在救助窮苦的普通修女，這些問題就不成為問題：她只是一個追隨神的個人，她按照自己對神的「做對事情」的理解，鼓起勇氣去做就是。對錯只要她自己向上帝交代。可是現在，她接受了世俗榮譽，成為此岸的一個世俗英雄，這些要求就又不能說是無理的，因為世俗世界本來自有它的一套道理和邏輯。
《特蕾莎修女：成為我的光》一出版就引起轟動，是因為書中揭示了特蕾莎修女曲折的信仰之路，她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信仰始終堅定者，她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曾痛苦於自己聽不到上帝的聲音，甚至曾經因呼喚而得不到回應懷疑過上帝的存在，她的信仰有漫長的失望、絕望的「黑暗期」。在剛剛開始助貧工作幾年後的1953年，她在致一名主教的信中說：「請特別為我禱告，讓我不致破壞主的工作，也可讓主彰顯自己，因為我內心有著可怕的黑暗，如一切已死，從我開始這工作以來，或多或少一直都是這樣。」將近五十年，特蕾莎修女始終以各種方式，敘述她內心經歷的黑暗，五十年來，她常常在深重的苦痛中難以自拔。
這本書引發了對特蕾莎修女的異議：作為世俗世界公眾人物的特蕾莎修女，從來沒有在公眾場合表露過她內心的信仰黑暗期。尤其是在1979年，書中顯示，9月份，她給一名天主教神父寫道：「基督對你有一份特別的愛，而對於我，沉默和虛空實在太大，我看，卻看不見，我聽，卻聽不到。」可是在一個多月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她表現得正面而信仰堅定。她談到聖誕之日提醒這個世界「傳播著的喜樂是真實的」，因為基督無處不在，「基督在我們心中，基督在我們遇到的窮人那裡，基督在我們給予和接受到的微笑中」。
有意思的是，新書引出的反應也明顯表現出兩個世界的視角不同。世俗世界的震驚更多地表現出俗世對完美英雄的期待，而對特蕾莎修女的艱難信仰歷程很難理解。從這個角度引出了包括心理分析在內的各種理性分析；也有人因此產生了「上當受騙」的感覺；甚至還有嘲笑的，說特蕾莎修女只是鄉村歌曲中的典型女人，丈夫說是去買包煙卻就此消失，而她還在那裡幾十年痴痴地為他舉著火炬。世俗世界的人們也會善意猜想：新書出版，對那些和特蕾莎修女具有同樣信仰的基督徒，甚至對一些有大量基督徒的國家，會形成怎樣的震撼衝擊？
衝擊是有的，但是和人們想像的並不一樣。對大多數基督徒來說，他們確實是第一次知道特蕾莎修女的內心掙扎。可是相比世俗世界，用他們的視角看去，這本書所揭示的內容不僅很容易接受，而且可以是非常正面。美國一個宗教界人士稱這本書是「特蕾莎修女提供的新的救助，是她以內心生活書寫的救助。它會被人們記住，其重要性不下於她對窮人的救助。它會幫助那些經歷信仰疑惑、上帝曾在心中缺席的人。他們是什麼人？是每一個人：無神論者，懷疑者，尋求者，信仰者，每一個人」。
差異傳達了兩個世界不同的人生觀。世俗世界強調個人的獨立、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