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一天，1911年3月25日，紐約市發生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工廠火災。
在上世紀初，紐約市到處都是制衣廠，三角女式襯衣公司（The Triangle Shirtwaist pany）就是其中一家。這些制衣廠，是紐約的新移民和底層貧困婦女的最尋常出路。三角女式襯衣公司位於紐約市華盛頓廣場附近的埃斯克大樓（Asche Building），那是一棟十層的、很經典的商業辦公大樓，建築質量也相當好。1911年3月25日，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四點四十分，悲劇就在這裡發生。
三角女式襯衣公司在埃斯克大樓租用了最頂上的三層。有將近五百名員工在裡面工作，絕大多數是車衣女工。3月25日那一天，第八層的車間突然躥出火苗。直到今天，也沒有查出起火的原因。
一個世紀前的美國，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職權範圍很小，也從來沒有想到過要對工作場所的安全進行規範。制衣廠僱主為了節省租用場地的費用，自然盡量使縫紉機安排緊湊，在有限的空間里擠進儘可能多的設備和工人。再加上車間四處散放著易燃的布料和紙箱，儘管建築物本身並不易燃，可是室內一旦起火，火勢還是迅速蔓延，一發不可收拾。而過度擁擠的車間，又使得工人無法輕易逃生。
火起於八樓，火勢向上。頂層十樓的辦公人員由於及時接到一個警告電話，撤向屋頂而得救。燒得最慘的是第九層，火勢上來就兇猛。事後人們發現，很多女工就燒死在縫紉機旁。其餘的工人驚慌失措地撲向窄小的電梯和樓梯。八樓在幾分鐘內就成了一片火海，電梯迅速失效，始終沒有到達過九樓。更為悲慘的是步行的樓梯被鎖住，這是那個年代的普遍做法——防止女工偷竊工廠產品。所有的人，就這樣被活活封死在火海里。後來人們把那裡稱做「死亡陷阱」。
死亡不僅發生在室內。室外的鐵制消防樓梯迅速被燒得變形、熔化、坍塌。一些無法忍受被燒死的青年女工，縱身從八十英尺的高空跳下，人行道上到處是慘死的墜樓者。兩個女工身體懸掛在外牆，街上的人們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堅持了三分鐘，直到烈焰燒著了她們的手指，她們也掉下來摔死在人行道上。
大火有一個加速過程，而人在火焰面前的承受能力卻是最差的。這次火災持續了半小時就被撲滅。一百四十六條年輕的生命，就在這半小時里被毀滅了。
在美國的傳統觀念中，生意是生意人自己的事情，政府不要指手畫腳橫加干涉，所謂「合同自由」就是這個意思。這樣的傳統，自然蘊含著有利於自由經濟發展的一面，可是在經濟規模擴大以後，就暴露出無力調節勞資衝突的危機。
隨著工業的現代化，工業本身已經脫胎換骨、迅速膨脹，完全不是原來的面貌了。可是勞資立法和相應的觀念卻沒有跟上，以解決隨之而來的、日益加劇的勞資衝突。工人們自己逐步組織起來，以罷工等抗議手段向老闆要求權利；而老闆也竭力與工人對抗和周旋，維護自己的利益。這只是局部的貓捉老鼠遊戲，勝負不定。而整個美國社會，並沒有定出相應的法律規則，來規範逐步現代化的勞資關係。火災事件，就是發生在這一階段的末期。
當時工人已經有了自己的工會組織。恰在火災發生的十六個月前，1909年11月24日，制衣工會的一千八百名工人，其中也包括三角女式襯衣公司的車衣女工們，舉行過一次罷工。他們的罷工訴求里，就包括工作場所不得鎖門。假如那次罷工是工會勝利的話，後來火災造成的後果就將大大減輕。可惜，那次罷工工人們沒能實現自己的要求。
事件發生以後，《紐約時報》和其他新聞媒體對火災進行了詳盡的報道，也對事故發生的原因進行了檢討。整個社會由於這一事件，處于震驚之後的強烈反省之中。工人的弱者地位，他們可能達到的悲慘程度，從來沒有這樣直逼人們的良知、呼喚社會的良心。處於中心的，是紐約州的相關政府機構和民間團體，他們首先出來共同承擔責任。
美國人從來認為，哪怕是一個微小的社會進步，也要靠大家共同的努力推動甚至抗爭，而不能坐等政府施捨。因此，美國的民間社團一向發達。一個世紀前，紐約已經有了機械工人協會、婦女俱樂部聯盟、公共安全委員會、平等投票聯盟、建築聯盟、紐約制衣聯合會、改進窮人生存條件協會和全國人權聯合會僱員福利部等等組織。
平等投票聯盟的安娜·肖博士說：「我低下自己的頭，對自己說，我是有責任的。是的，這個城市的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是有責任的。」人們的負罪感和責任感，最終落到一步步的具體措施。他們呼籲州政府建立防火局，並且大量增加防火和工廠視察員。
在防火局建立之前，建立了有二十五個成員的「改進工作場所安全委員會」。委員會頭一年就在紐約視察了一千八百三十六個工作場所，聽取了二百二十二個人的相關證言。有些聽證會在立法機構面前舉行。他們提出了大量新立法和修正案建議。這個委員會的第一個四年任期，是大家公認的「工廠立法修法的黃金時期」。《勞動法》就是在這一時期通過的。這個委員會和立法機構緊密配合，前者調查和發現問題，後者立法改進。
這些立法相當具體，例如立法規定，工廠每層樓都必須有兩個出口，其中至少有一個是室內或室外的消防通道。各層樓的建築面積每超過五千平方英尺，就必須再增加一個出口；又如，只要建築物長度超過一百英尺，就必須建立至少一個室外消防梯。對消防通道和消防梯做出防火牆等建築規範性的法律規定；限定工作場所每平方面積的工作人數，這個限定以安全撤離的可能性為標準，等等。
三角女式襯衣公司火災慘案的所有不利因素，都成為立法的依據。《勞動法》規定，工作場所每三個月就必須進行一次防火演練。1912年，立法規定在七層以上超過二百名工作人員的樓層，必須安裝自動防火噴淋系統。而在任何一個超過二層、僱員超過二十五名的工作場所，都必須安裝自動報警系統。鑒於三角女式襯衣公司散亂一地的廢紙箱和布料，是火勢迅速擴大的重要原因，又有立法規定工作場所的廢物集中方式和廢物箱的防火規範。在這場火災里，有三十名死者是被燒死在敞開式的電梯中，紐約州於是在1911年7月立法，規定以後該州所有城市的電梯井，必須是封閉式的。
這些建築和防火規範，在今天可能都已經是常識了，可在一百年前的二十世紀初，對於這個世界的絕大多數地方來說，卻還是聞所未聞的新事物。
在立法完成之後，假如沒有政府行政部門對工廠的常規檢查和強制執法，前面的一切努力都將付諸東流。而紐約州的行政部門一直自感軟弱，於是立法機構進一步通過了一些加強行政部門許可權和能力的立法，例如大大增加勞動部監督員的編製，規定各個部門的職責和權力，等等。站在今天回顧已往，大家都承認，將近一個世紀前的這個轉變是行之有效的、是成功的。
一百四十六個生命悲慘地消失了。面對這樣的悲劇，一個社會是否吸取教訓亡羊補牢，是檢驗這個社會是否健康的試金石。在這一事件中，新聞界承擔了監督報道、呼喚社會良心的職責，工會和民間團體是促成改革的中堅力量。州議會作為立法分支，成功地表現了他們是民眾利益的代表。這些法規的實行，顯然會大大增加僱主的生產成本。
這一事件並沒有簡單地放過去，它開始了美國的一系列社會變革。這些變革表現在對於勞工權利的立法上。這些立法很快超越了防火的範圍。有關勞工權利和利益的立法，在羅斯福新政時期有了突飛猛進的進展。羅斯福是在火災事件十幾年之後才當選總統，可是羅斯福的勞工部部長說，1911年3月25日，「新政從這一天就已經開始了」。甚至可以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保護社會弱勢群體的一系列立法，從這一天，也已經開始。這不是像人們簡單認為的：自由經濟的國家必定是資本家利用契約任意製造奴隸。其實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可以做到整個社會制定契約，規範強者，保護和扶助弱者。勞工是否神聖，不在於是否呼喊這個口號，而在於勞工的生命是否受到尊重，他們的權益是否有所保障。
這一百四十六個生命在美國永遠活下去。他們活在書籍中，活在每年的紀念活動中。五十周年的時候，美國有紀念他們的遊行集會。九十周年時，我們在電視里看到專題紀錄片。在紀錄片里，我們看到對火災倖存者的採訪，這名當時十九歲的女工，活了一百多歲，那一年去世了。當時的新聞照片，如今保留在「羅斯福總統圖書館」。這些照片也上了網——今天的美國人，為這些一百年前的受難者，建立了紀念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