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美國的法庭用普通民眾組成的陪審團判案這一點，我們最難理解的是：判案事關重大，怎麼可以如此放心地相信普通民眾的素質和法律知識。美國的普通法體系，由於尊重歷史、經驗、判例，因此浩如煙海，盤根錯節，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掌握了所有的法規條例和判例，所以法庭上講究對抗、反詰和質疑。即使是法官，腦子裡也始終得有一個警示：你所說的每一句話，是有可能受到質疑的。法律已經成為龐大而精密的知識體系。那麼，普通民眾如何具備這種知識，如何應對隨時被召入陪審團判案呢？
其實，加入陪審團判案就是一個受教育的過程。在聽取法庭呈證的過程中，陪審團就像上課一樣，雖然不能提問，卻是在學習。在陪審團接手案子準備裁決以前，法官將對陪審團作出指示，告訴他們如何引用法律條文，如何對待證據——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由於公開性是法庭程序的原則，於是每一個案子在媒體上的報道、書本里的重現，對於民眾來說，都成為點點滴滴的法律培訓過程。儘管美國人嘲笑律師的幽默故事很多，但是相比其他一些國家，卻還是信任自己的司法制度的。
美國最高法院，兩百多年來承擔著解釋法律和憲法的職能，他們要在每年幾千件上訴案中挑選一百多個案子，在聽取辯論、投票表決後，公開發表最高法院意見書。這些意見書不僅是以後聯邦各級法庭對同類案件的判決依據，而且同樣具有教育民眾的功能。所以，最高法院的意見書，和我們以前想像的法庭判決不一樣，不是板著面孔兇巴巴的幾句話，而是一堂講課筆記，它不僅要說出最高法院的意見，還要講解這一意見的歷史背景和理由，以及對反面觀點的思考。每一份意見書，包括被否決掉的少數大法官的反對意見書，都要註明是哪一位大法官起草的。因此，為最高法院起草的意見書，就等於是大法官們在美國歷史上留下的痕迹，法官們無不精心撰寫。意見書不僅面向司法體系的各級法庭和法律界同行，也面向公眾，它們是在向公眾解釋為什麼最高法院採納這一意見，本身就是最好的美國法律教科書。
可是，對於我們這樣沒有進過美國法學院，沒有經歷過法律專業訓練的人來說，最高法院意見書並不好讀，第一個原因就是其中難免有法律術語。最高法院意見書在引用先例的時候，甚至會引到中世紀英格蘭的古老法律和案例，即使是法學院學生也要查資料才能明白。所以，讀美國最高法院意見書，得有一部法律專業術語的辭書。
《牛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詞典》（，北京大學出版社發行的中譯本為《牛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南》，以下稱牛津版詞典）是我從歷史書俱樂部買來的。這本書在歷史書俱樂部常銷不衰，是為一般讀者準備的工具書。有了這樣一本書，再讀有關最高法院的裁決報道和意見書的時候，碰到術語障礙就有救了。
但對於我們這樣的中文讀者來說，一個專業詞條如果沒有找到對應的中文詞，有時候就會覺得隔了一層，似知非知。終於，我們從《南方周末》的報道中得知，前東吳大學的一批我國僅有的老一輩英美法學教授，雖年事已高，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編寫出我國第一部大型的英美法詞典——當這部詞典終於問世的時候，很多歷盡滄桑的編寫者甚至已經離世。我們立即托國內朋友購買這部詞典，朋友則好不容易才通過互聯網買到，這就是《元照英美法詞典》（以下稱元照版詞典）。
這下好了，我把這兩部工具書放在一起查，閱讀最高法院意見書經常遇到的一些術語，現在第一次知道中文應該怎麼說。比如最高法院發表意見書的時候，說這是一「Certiorari」，這是一個拉丁文詞，法律術語里經常有這種源於拉丁文的術語。查元照版詞典，應叫「調卷令」，並且說明了在英國司法體制中的來龍去脈。美國最高法院對新倫敦市征地案的意見，引起了很大爭議，在我國也曾廣為報道。我懷疑反對者大多沒有仔細讀過最高法院的意見書，在此意見書中，最重要的概念是「Emi Domain」，這兩個英語詞的組合用中文怎麼說最合適，在一般的詞典上你永遠也找不到答案。元照版詞典里，這翻譯為「國家徵用權」，詞典還對這一概念在英美法律中的來源、內涵、要件和使用，解釋得清清楚楚。
美國是一個多元的移民國家，有著非常複雜和尖銳的內在矛盾，幾乎沒有一件事情是全國上下一致的，沒有一件事情沒有人反對。可是美國又似乎是一個十分穩定的國家，所謂「政權危機」在兩百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過。在經歷了2000年的大選危機以後，人們大概不會有異議的是，當矛盾和危機到了沒有出路的危險時刻，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一言九鼎的拍板定論，是重要的因素。全國國民對這種司法尊嚴的服從，好像有一種預先約定，即使不同意大法官，卻也會表示服從。這種全民一致的對司法權威的態度，不可能是僅僅建立在國民的理性思考上，一定和司法本身的性質有聯繫。遇到無法達成一致和相持不下的事情，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服從司法的決定，先決條件是：必須有一個令人信服的司法制度。但是，一個社會，必須有什麼樣的司法，才能夠起到這樣的作用呢？
我的兩部工具書，都以英文為序排列，很多詞條可以一一對應，不同的是一個用英語解釋，另一個用中文解釋。不過，我碰巧查到一個詞條，意外地沒有這種對應性。這個詞條是「Judicial self-restraint」。
元照版詞典用了兩行半來解釋這個條目，全文是：「法官自我剋制原則指法官在裁決案件時，避免放任其個人的與現存的判例或制定法不符的觀點和意見，以免影響其判決。」
牛津版詞典的相應條目由高露潔大學（Colgate）的斯坦利·布魯貝克（Stanley Brubaker）教授撰寫，用了差不多整整兩頁的篇幅，如果再閱讀條文中交叉參考的其他條目，那麼捧著這本書讀上整整一天可能還不夠，想要仔細研究文中提到的案例，大概真的需要一些法律專業的訓練才行。
「Judicial self-restraint」翻成「法官自我剋制原則」是有點狹窄了，因為這不僅是針對作為個人的法官的原則，更是針對整個司法體系的制度性原則，應該譯成「司法自制」。
牛津版詞典說，「司法自制」是這樣一個術語，它包含幾個不同而有聯繫的思想，這些思想都引導法庭約束對自己權力的動用，特別是依據分權和共和政府的理念，約束司法複審的權力。這一術語不同層面的含義，可以分成技術的和普通的兩大類。技術類的含義，植根於有關司法分支的憲法第三條，要求法庭將自己的職能區分於立法和行政，嚴格將自己限制於根據法律來解決「具體的案件和訴訟」。法庭在接受審理案件的時候，必須考察是否達到一定的標準。法庭不應該出面來解決如下類型的爭議：如果不存在司法判決能夠予以救濟的傷害（這一標準叫standing），如果兩造的爭議還只是一種可能性而沒有實際存在（這一標準叫ripeness），如果爭議早就過時（這一標準叫mootness），如果並不存在雙方對峙的案件，而只是要求法庭對某法律問題提出意見（這一標準叫advisory opinion，即諮詢意見）。如果對一個爭訟，在憲法中沒有發現司法能夠掌握的標準，如果發生的情況是憲法規定的政府另兩個分支之間的事情，這種情況就是「政治問題」，法庭也不應出面干涉。憲法中規定的國會對總統的「彈劾」就是典型的「政治問題」。
「諮詢意見」的標準，十分有意思。參讀「advisory opinion」一條，講述了確立這一標準的歷史事件。1793年7月18日，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寫信給最高法院，要求大法官對1778年《法美條約》產生的法律問題提供諮詢意見。當時，法國大使根據這一條約，要求在美國徵召志願兵，並且已經準備了一條船，打算將這些士兵派出去。這和華盛頓總統剛宣布的中立政策相衝突。華盛頓是一個特別忌諱獨斷專行的人，他認為無論如何決策，都涉及法律問題，而自己可能並沒有掌握這些法律知識，於是他將這些認為需要澄清的疑點歸納成二十九個問題，請教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當時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是約翰·傑伊。他先給總統回信要求寬限時間，說這個要求十分困難，他要等大法官都到齊，開會以後再回答。1793年8月8日，在最高法院所有大法官都親自簽字的給總統回信中，拒絕了發表「諮詢意見」的要求，理由是政府的三權分立原則。法官們認為，除非將具體的訴訟送到法庭，除非這一訴訟案件符合司法權的標準，法庭不會發表意見。這一拒絕是歷史性的。從此，美國總統需要諮詢有關意見，通常是找下屬的行政部門司法部，而作為司法分支的法庭，完全獨立於總統。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開端。美國的司法從此形成了一種獨立人格。
「司法自制」的另一層技術性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