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首都華盛頓市，位於波托馬克河邊、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交界的地方。作為聯邦政府主要機構的所在地，這個城市有很多值得觀光客停留的地方。除了膾炙人口的國立斯密松寧博物館系統，以及一系列聞名世界的紀念碑紀念堂以外，聯邦政府的各大機關也有值得一看的地方。國會大廈、總統府邸白宮、國防部五角大樓、聯邦調查局大樓還有國會圖書館、檔案館，都向公眾開放。這些藝術博物館也好，紀念館也好，凡是聯邦政府的機構，都不要買門票，不管什麼人，都可以長驅直入，這個門進，那個門出，如入無人之境。相比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博物館，這可省下數目不小的門票錢。
和國會大廈隔開一條馬路的國會圖書館旁邊，有一棟白色大理石的建築，一排排台階把希臘神廟式的建築抬起，正面粗大的大理石柱子，頂著飾有石雕的三角形屋頂，藍天白雲下十分壯觀。這就是聯邦最高法院。來此遊覽的觀光客不多，其實這兒很值得一看。
聯邦最高法院和全美國所有大大小小的法院一樣，依照法律必須向公眾開放。最高法院專門有展覽區，介紹最高法院從建築到歷史令人感興趣的內容。展覽區陳列著美國司法史上的一些文物，有接待人員回答問題，還提供免費的書面資料。最高法院的聽證和辯論也向公眾開放。在最高法院舉行聽證和辯論的日子裡，台階下的小廣場上通常會排有兩列隊伍。一列是專門供好奇者進去聽三分鐘的，法庭里最後兩排座位就是這樣的流水席。還有一列是供認真想從頭聽到底的，按先來後到的原則，坐滿為止。由於最高法院的法庭里從來不允許電視攝影記者拍攝和錄音，最高法院的工作狀態就從來沒有出現在電視屏幕和廣播上，所以到了重要的聽證會舉行之前，想一睹真相的人唯一的辦法就是早點兒來排隊。比如2000年總統大選危機的那次聽證，有五十個人提前兩天冒著深秋的寒風細雨在此排隊，才得以幸運地進入法庭。美國排隊的事情很少，可這時候粥少僧多，也得排，還得防止加塞兒的。這時候也不顧政治觀點的分歧了，先得維護排隊秩序。他們發明了一套編組登記、定時點名、三次缺席則除名的制度。我發現，這套辦法和我們當年在上海通宵排隊買火車票發明的辦法幾乎一模一樣。可見老百姓到了要自己管理自己的時候，天下英雄所見略同。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美國政府三大分支之一——司法分支的最高機構。在這棟大樓里，有九個深居簡出的大法官，他們是總統任命並經參議院通過認可的，一經任命即終身任職。這種終身制在美國政府的所有官員里是獨一無二的。最高法院最令人注目的是它擁有「司法複審權」，即通過對上訴案的裁決，對憲法作出解釋的釋憲權。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的重大社會變革，比如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範圍的認定和限制、取消種族隔離制度、被告權利的保障、婦女自願墮胎的權利等等，幾乎都是通過最高法院的裁決才得以在制度上確定下來。美國社會生活中的分歧和爭端，尤其是民眾和政府的分歧和爭端，通常都會層層上訴到最高法院，由這九位大法官投票做出裁決。在歷史上，最高法院的裁決化解了不知多少次的危機。美國社會的進步和穩定，最高法院功不可沒。可以說，聯邦最高法院是美國的鎮國之柱。
可是說到這個鎮國之柱的來歷，卻還要從二百多年前建國初期講起。
在1787年制定憲法的時候，美國的立國者們意識到必須讓司法分支有足夠的獨立性。在建國初期對理清思路起了重要輿論和解釋作用的，是當時報紙上的一系列文章，這就是聞名於後世的《聯邦黨人文集》。寫作這些文章的是三個人：一是和華盛頓總統一起度過戎馬生涯，後來擔任第一任財政部長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二是《憲法》的起草者，被後世稱為「憲法之父」的詹姆斯·麥迪遜；還有一個人叫約翰·傑伊。
1793年，正是第一任總統華盛頓任內，他遇到了一系列法律問題。根據英國的舊傳統，「法庭是國王的法庭，法官是國王的法官」，國王可以召集大法官，要求他們提供諮詢意見。所以，華盛頓總統指令國務卿寫信給最高法院大法官，要求他們就總統遇到的二十九個問題提供意見。這時候的最高法院有六名大法官，首席大法官就是那位約翰·傑伊。
幾天以後，1793年8月8日，華盛頓總統收到了以約翰·傑伊為首的五名大法官的回信。回信中，大法官們畢恭畢敬地告訴合眾國總統，憲法規定三權分立，司法系統則是在這個國家其他機制都失效的情況下，依然有效的「最後之倚仗」。為了保證這一點，他們這些大法官經過慎重考慮，認為如果他們經不起誘惑而對與法庭職務無關的國家大事發表意見，那是不適當的，因此他們不得不拒絕發表意見。他們還提醒華盛頓，總統只是行政分支的首腦，憲法規定他只有權召集行政分支的官員，法官們是不歸他管的。這等於是向合眾國的總統重複了西方司法系統幾百年來的主張：國王也不能置自己於法律之上。
當時，按照那個時候紳士們的慣例，他們稱自己是「總統閣下最恭順和最謙卑的僕人」，然後一個個慎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1793年初秋的這封簡訊，在美國制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大法官們的拒絕，看上去是放棄了參政議政的權力，其實是用「最恭順和最謙卑」的姿態，向政府其他權力部門明示了自己的地位。如果他們接受總統之邀對國事做出諮詢，那就等於和政府其他權力系統建立了某種合作關係，而由於法庭一沒有錢包、二沒有槍桿，是最弱的一個部門，一旦和其他部門建立關係，就難免落入一種依附性的地位。當進入法庭程序對案件做出裁決的時候，由於此前發表過諮詢意見，就失去了原有的高居於雙方之上的獨立立場和地位。更危險的是，如果他們發表意見參與國事，萬一他們的意見與立法及行政系統的意見不同，在以後對涉及這一分歧的案件做出司法裁決以前，他們已經失去了司法裁決的權威。
就從大法官們發出這封簡訊的那一天，開始了美國法庭「司法自制」的傳統：美國的法庭從不主動出擊，世事鬧翻天，他們也不聞不問。對告上門來的案子，他們先考察是否在自己的司法權範圍之內。除了判案，他們從不吭聲。他們用這種獨立性和自製性，建立起人們對法庭公正的期待和信心，這就是法庭的司法權威的來源。美國的法庭不管執行，它沒有能力也沒有職責來執行自己的判決，執行是行政系統的事情。可是一旦法庭對案件做出判決，在美國幾乎沒有「執行難」的問題。
1800年是美國的大選年。這次大選把聯邦黨人的總統亞當斯選了下去，選上了反聯邦黨人的領袖托馬斯·傑弗遜。在政權向反對黨轉移的過程中，發生了一件涉及多方面的爭議事件，這就是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聯邦最高法院在對這一案件做出裁決的時候，當時的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雖然政治上主張聯邦黨人的觀點，但是處理這一爭議時卻對雙方各責其咎，煞費苦心地維持自己的中立姿態。在判決詞中，借宣布1789年司法法案第十三條違憲的機會，他宣布，對法案進行違憲審查並解釋憲法的權力屬於聯邦最高法院。這一宣示，得到了當時各方的認可，可以說是典型地表現了美國政治家善於妥協的能力。
從此以後，聯邦最高法院擁有了眾所矚目的「司法複審權」。社會上的重大爭議問題，就會通過層層訴訟途徑上訴到最高法院。什麼東西符合憲法，所以是合法的，什麼東西違反憲法，所以是非法的必須廢除，就由這幾個深居簡出的大法官說了算。
整整二百年後，2000年美國大選，選情在佛羅里達州出現了爭議。布希和戈爾在佛羅里達州的得票差額只有幾百票，而僅僅在棕櫚灘縣，由於選票設計的缺陷（所謂蝴蝶形選票）和投票設備的問題（所謂穿孔卡片機問題）所造成的廢票或失誤就有一萬多張。這些問題，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美國這樣分散的地方自治的選舉制度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所以這次選舉爭議的本質是，如果承認有數千萬民眾參與的一場選舉，必不可免地會出現一些操作誤差，那麼當勝負雙方的得票差別小於可能的操作誤差的時候，依靠選舉程序來產生多數民眾意見的這樣一種民主機制就失效了。也就是說，2000年發生在佛羅里達州的實質上是民眾五五分裂，在技術上無法產生令人信服的多數意見。
這是一種民主程序的危機。這一危機持續了三十六天。那些日子，我們天天在電視上看到佛羅里達民眾在街頭示威，天天聽到電視和廣播里專家們在爭論到底應該怎麼辦，法律到底是怎麼定的，到底怎樣才是公平的。幾乎從第一天就看得出來，民眾的這一爭議是不可能達成一致的。這樣的爭議，誰也不可能說服得了誰。就是我們這樣純粹的第三者，也難以看出到底誰更有理一些，到底怎樣更公平一些。也幾乎是從第一天，美國人就知道，最終會通過法庭來解決爭議，因為其他的人都有公開的政治傾向，只有法官們至少在理論上必須持中立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