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專為報道國會的電視頻道C-SPAN，周末經常會播放英國下議院的辯論，看英國首相舌戰眾人。雖然聽不懂他們辯論的具體內容，旁觀他們的唇槍舌劍卻饒有意味。讓我感興趣的是他們的辯論規則。
現在英國議會下議院的議事廳，是「二戰」中讓德國人空襲炸了以後重建的，已經是下議院的第三個議事廳了。它和大多數國家議會大廳不同，不是以主席台為中心放射形布置的，而是承襲傳統，布置成一個狹長的長方形。當中一條空地，兩邊是一排排長椅，後排逐級升高。像一個縮小擠扁了的室內籃球場。端頭的高靠背椅是議長的席位。兩側議員們的長椅沒有扶手，男女議員們坐得相當緊湊，要舒服地蹺個二郎腿都不行。長椅前連個放文件的小檯子都沒有，坐在那兒肯定遠不如一般的電影院里舒服。下議院的直譯是「平民院」，故而長椅是綠色的，象徵著「草根性」，「代表民眾」。相反，上議院里的椅子不僅寬敞豪華，而且是紅色的，象徵的是對皇室的「忠誠」，因為上議院的直譯是「貴族院」。
下議院議長右側的長椅上，第一排坐的就是首相和他的內閣成員，後面是支持他們的執政黨議員們。對面第一排，坐著主要的反對黨成員，如「影子首相」、「影子內閣」，後面就是反對黨的議員們。完全是兩軍對壘的陣勢。在第一排椅子前面，地毯上有一條鮮明的紅線，任何人不可越過。誰要是說著說著激動起來過了線，就會遭到議長的訓斥。兩條紅線間的距離長度，是兩邊的人若都拔出劍來的話，剛好互相夠不著，可見英國議會歷史的久遠，當年議員們一激動，弄不好會拔劍打起來的。
議員們質詢首相的時候，想發言的就站起來，由議長從中挑一個，點到的就站在原地發言。提出問題之後，首相就站起來回答。可見，議長的權力很大。議長是議員們選出來的，一旦當選，議長就必須取消自己的黨派身份，公正地主持會議。這很要緊，否則議長所不待見的議員豈不是永無說話的機會了。別看議長「風光」，歷史上這可是個危險的職位。因為下議院提出意見，得由議長去稟告國王，若是惹得國王龍顏大怒，沒準就先斬了議長出氣。英國歷史上總共有五六個議長，就是這樣丟了腦袋的。當然，現在的國王是沒有這個權力了。
最有意思的是議員們和首相的問答。名義上，問和答都是對著議長說話，而不是問答者之間的對話，直接你來我往的對話是規則所禁止的。這樣，他們發言里的第二人稱就只能是議長，提到對手只能使用第三人稱，更不允許直呼其名，而必須稱之為「我尊敬的朋友」，或是「某某選區的我尊敬的朋友」。這樣一來，話說得再激烈，聽起來也成了這樣的味兒：議長先生，事實是怎樣怎樣的，而不是如我尊敬的朋友說的那樣。在這個問題上，某某選區的我尊敬的朋友是撒謊者！
為什麼要這樣規定呢？道理很簡單，就是要避免直接的爭論、避免話語的糾纏。面對議長說話，發言者只注重於把自己的意見表達清楚，聽者就集中精力理解對方的本意，辯論就是對事不對人的。
下議院質詢首相的時候，節奏非常快，議員們的問題在變換，首相就得當場作答。議員們會當場對回答發出呼應，滿意的就叫：「Yayh!」不滿意的就叫：「Nayh!」議事廳樓上的座位向公眾開放，看過他們的辯論，你不得不承認，英國首相可不是隨便什麼人都當得了的，光是這一關，就不容易過。
英國議會的整套議事規則，後來成了各國議會規則的樣板。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議事，也有類似的規則。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美國民間制定並延續到現在的《羅伯特議事規則》，專為開會提供了發言、辯論、提議、附議和表決的規則。它也是以英國議會規則為基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英美政治的特點，就是議事決策講程序講規則。這一點對於民主政治非常重要，因為說到底，民主政治其實就是一種程序性的東西，就是一套議事決策的程序規範。
通常人們認為，在歐美民主史上，以法國革命為代表的大陸模式是一種激進革命的歷史，他們滿懷理想地追求自由、平等，追求社會公正等目標；而英美模式是保守的緩進改良的歷史。可是，如果考察兩百多年來歐美各國的政治變遷，就會發現英美模式導致的變化程度，也是天翻地覆的變遷。之所以給人保守緩進的印象，無非是因為反覆小，血流得少。而這種變遷的成功，至少有一半得歸功於人們對程序、對規則的尊重。
美國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1787年的「費城制憲會議」。來自分散的十三個州的代表，既代表著不同地方的不同利益，又互不熟悉、互不信任、互相提防，他們關起門來幾十天，居然成功地制定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成文憲法。
「費城制憲會議」為什麼會成功呢？
會議一開頭的第一件事，他們制定了開會的程序和規則：發言、提案、附議、修正動議、表決等等大家公認的一套規則。遵守規則的後面，是這些革命者的紳士風度和榮譽感。有規則而且守規則，是制憲會議成功的第一個條件。
然後，他們選出了主持會議的主席：大家都服膺的前大陸軍隊總司令喬治·華盛頓。華盛頓是一個把榮譽看得比生命還重的人，嚴於律己，特別講究細枝末節，服從規則到了刻板的地步。整個制憲會議期間的幾十天里，華盛頓天天在主席座位上，憑他的威望、尊嚴和對權力恰如其分的使用，保證會議一天天地按照規則進行。這是制憲會議成功的第二個條件。
在制憲會議上，華盛頓自始至終沒有發表過一點點意見，因為他知道，由於他的身份和威望，只要他開口，代表們就會把他的話看得很重，反對的意見無形中就會受到壓制。還有一個原因是出自他謙虛的本性，他知道自己所持的觀點很可能一點不比別人高明，別人也許有更好的構想。以後在第一任總統任內，他也經常這樣，沉默地聽別人的意見，表現得「不自信」。但我們回頭看歷史，近代史上幾乎所有人禍，無一不是出自有權勢的人過分自信。
只有一次華盛頓發了火：會議一開始大家約定，為了防止外界的猜測和謠言，這是一次秘密的代表會議，誰也不能向外界泄露會議的爭論。所有人的筆記必須妥加保管，不可丟失。可是，有一個代表不小心將筆記失落在走廊里，讓人撿到交給了華盛頓。華盛頓在下一次會議時，非常嚴厲地責備了這種疏忽，然後把筆記放在桌子上，讓失主自己取走。
正是這種在規則面前謹慎謙虛的態度，使制憲期間的各種不同意見和不同利益都能和所有代表見面，從而為妥協創造了條件。制憲會議的成功是妥協的成功，正是程序和規則使妥協成為可能。
還有一個人對達成妥協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他們中年齡最大的八十四歲的本傑明·富蘭克林。富蘭克林不僅是老資格的革命家，而且是世界知名的科學家、作家和思想家，還是費城人都很熟悉的成功的商人。在制憲會議爭論得不可開交、眼看著就要散夥的時候，富蘭克林提議，請一位牧師來，帶領大家祈禱，祈求上帝幫助大家，驅散大家心裡「唯我正確」的邪念。在「自我」之外有所敬畏，對「自我」能夠反省，代表們不再「唯我正確」。這是制憲會議成功的第三個條件。
縱觀英美三百年的歷史，他們穩定進步的要點說穿了並不複雜，就是在議會廳里通過民主程序解決問題，而不是訴諸街頭的流血。而議會廳的成功，關鍵是規則。這對我們也一樣。什麼時候大家靠公平規則來議事決策，而不是靠實力和謀略來獲取成功的時候，事情也許就好辦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