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一連串佛朗哥身後的西班牙改革故事，常常會想起那些故事中的主角。
胡安·卡洛斯一世，今日的西班牙國王：他身為流亡西班牙王子的兒子，尚在十歲幼齡，就肩負他並不明白的國家重任，獨自踏上從未踏上過的乾旱土地。對這片國土的感受，漸漸從一個王室傳統的必盡責任，變成了融入血液的感情。1975年，按佛朗哥遺願，他成為佛朗哥權力的接班人，又按照佛朗哥的原定計畫，登基成為西班牙國王，恢複了西班牙已經中斷了四十四年的君主制。胡安·卡洛斯戴上王冠的時候就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上。他可以往前走，把祖父阿方索十三世遺下的君主制，用佛朗哥留下的獨裁餘威充實起來，成為一個握有實權的君主。在最初的一年裡，胡安·卡洛斯確實利用了這權力的慣性，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去扭轉歷史走向。這條路對於他本人來說，從一開始就很明確：事成之後，國王必須交出他自己的個人權力。
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他內戰時只有二十三歲，掌管戰時馬德里的治安。內戰後卡利約和共產黨被佛朗哥政權逐出西班牙，雙腳深陷歷史，成為西班牙內戰的特殊遺存。近四十年的流亡生活中，他堅決反對佛朗哥獨裁。1975年，當胡安·卡洛斯一世提出請西班牙共產党進入民主改革的時候，卡利約也站在十字路口。作為境內最大地下反對黨的流亡領導人，他可以藉助民眾長期對獨裁的不滿，乘虛而入，一舉起事。這樣獲得政權的機會更大，一旦掌控國家機器，維持的時間可以很長。他應該知道，走競選之路，國家權力就不是他頭上的一顆成熟果子，穩穩就可落入自己口袋。參與競選，他多半得不到政權。但他選擇以自己在黨內的威望，帶領大家和平接受了第一次競選失敗的現實。四十年緊繃的張力自然鬆開，使得西班牙民主迅速成熟，年邁的卡利約本人很快退而成為歷史人物。等候了四十年的權力，就這樣從手中滑過。
蘇亞雷茲：改革時期最關鍵的首相，一個舊體制內的年輕高階官員。在佛朗哥時代，他能夠自如地適應體制內操作，擔任了一系列重要職務，很有未來接班人的勢頭。1975年，蘇亞雷茲也一樣站在十字路口。舊體制的升遷邏輯，要講究論資排輩，年輕有為如他，政治前景看好，可望旱澇保收。一旦啟動政治改革，他先是斷了自己的退路，萬一改革失敗，他可能里外不是人。即使改革成功，他也必須從零開始。蘇亞雷茲雖然在第一次競選中成功，但在民主政治的快速變化下，蘇亞雷茲也很快淡出政治舞台。這也是他從開始選擇就已經料到的結果。
站在十字路口的，還不僅僅是這些政治領袖們。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舊西班牙國會，對蘇亞雷茲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決，四百二十五票贊成，十五票反對，十三票棄權。議員們並非不知道，舊國會是在簽下自己的死刑判決書。
西班牙由此向現代社會邁出關鍵一步。
西班牙政治制度平穩轉型後，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作為這場改革的幕後領航者，成為一個傳奇人物。各國首腦和國王們都好奇地提出同樣一個問題：他是怎麼做到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經對一個家族世交的朋友，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說，西班牙政治轉型有其成功的必要條件。其中包括自己在童年返回西班牙接受教育，是完成歷史使命必要的一步，雖然這並不是他自己的選擇。這不僅使得出生在羅馬的他能講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更使得他在漫長的預備期里，每分鐘都在貼近西班牙的脈動。他知道西班牙人的喜怒哀樂，知道大大小小問題的根源都在哪裡。他談到社會準備的重要性，他認為，1975年的西班牙如果沒有長期的社會準備，那麼當大轉折發生的時候，他自己很可能無法阻擋社會動蕩和經濟災難。他認為，面臨改革的時候，西班牙的社會準備比較充分。
胡安·卡洛斯一世認為，他當時手裡握有兩張制勝王牌。一是軍隊的服從。非常有意思的是，國王補充說，在關鍵的最初階段，軍隊服從他的主要原因是：他是佛朗哥將軍指定的接班人。在轉折最脆弱的時刻，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軍隊中的權威保證了西班牙度過危險關頭。而更有意義的是，胡安·卡洛斯一世主導完成的最初立法中，就有「軍人不得干政」的條款。他利用自己的軍中威望，在軍人和政治之間划出一條不得逾越的界限。
第二張王牌，國王認為是因為他的背後，站立著智慧的西班牙民眾。政治改革能夠成功，它的主要動力當然是民眾的願望，也就是說，是民眾對佛朗哥長期獨裁的不滿。可比較麻煩的問題是，國王恰是這位獨裁者的指定接班人。胡安·卡洛斯一世不僅承繼佛朗哥的權力，還從童年開始就在佛朗哥的親手安排下接受教育。民眾在有力量的時候，完全有理由把胡安·卡洛斯一世當作獨裁附庸餘孽一起掃掉。但1975年的西班牙民眾願意等待。他們耐心地等待，給國王充分時間做出自己的表現。這隻能說是智慧，雖然極端分子永遠是有的，可是照國王的說法，四十年的和平和開放，使得西班牙民眾在1975年成熟而富有智慧。國王說，他們已經不再一有風吹草動，「嘴裡叼著一把刀就衝上街頭」，而這種危險狀況，正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內戰前經常發生的。這就引出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那麼，在四十年前內戰後的西班牙是否可能立即實現民主？胡安·卡洛斯一世誠實地回答，他不認為那是可能的。當時的民眾因左右兩極分化而衝動，沒有使理性立足的基礎。回答這樣的問題需要勇氣，對胡安·卡洛斯一世來說，尤其是這樣。
國王的成功無疑和西班牙的社會準備有關，裡面甚至包括了國王本人的教育和準備，而做出準備的則是佛朗哥本人。世界各國在民主轉型前的專制制度，是可能有很大差別的。有政治理念差別帶來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傳統文化保存的狀況和教育狀況的差別，同時也有專制者本人對自己位置的不同理解：認為專制社會是一個不得已的過渡，還是一個應維持不變的永恆制度。這些認知的不同，會導致專制社會究竟是處在預備、過渡狀態，還是朝反方向走向惡化的狀態。人們常常不願意觸及這類話題，而傾向於對不同的專製作同一的簡單批判，因為這樣對評論者的個人名聲比較安全。然而，深入探討社會準備，其實是非常必要的，對於一個還沒有完成過渡的國家尤其如此。
胡安·卡洛斯能夠客觀地面對佛朗哥時期正負兩方面的遺產，而不是以簡單化的態度來樹立自己的道德形象，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而西班牙民眾能夠接受和理解這樣的誠實，更是一種難得的素質。
在轉型過程中甚至轉型之後，是否能智慧地對待舊制度，仍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轉型不是一句空話，妥協更不是一句空話，它由許多具體處理的細節組成。首先難以迴避的就是如何消解歷史仇恨。在西班牙的轉變關頭，可以說，左右雙方都有舊賬要算，佛朗哥獨裁政府的政要中想要算賬的就更不用說了。國王加冕後的第一年，他的首相就是佛朗哥親手挑選的老首相那瓦羅。在內戰時期，那瓦羅執掌右翼軍事法庭，曾被左翼稱為「馬拉加屠夫」。在願意支持改革的舊體制上層里，手上有血的官員絕非一個兩個。
那麼，在野的反對派陣營呢？有個假設一般不會錯：被獨裁政府打壓的反對派，一定會高舉民主大旗；進一步的推理是：反獨裁政權的人，必定對獨裁深惡痛絕，一定是民主先鋒。可惜，這常常只是個推理誤會。西班牙共產黨在內戰中參與掌控過馬德里，當時不僅右翼無法生存，左翼之異端也無法生存，連中層階級也人人自危，大量看上去「非無產階級」的無辜者被捕被殺。事實上，即使在國王上台的最初時期，仍然沒有能力立即徹底糾正監獄中囚徒的非人處境，過渡是需要時間的。
雙方讓步的前提，是雙方民眾認識到，自相殘殺是一個歷史悲劇，必須把這一頁翻過去。這些有過敵對歷史的人本身也在變化。在西班牙激烈衝突歷史中的個人，不論是反對派，還是體制內改革派，都必定是複雜的。而對共同的核心價值的認同，是政治轉型得以開展的最重要條件，能夠退讓和妥協，和政治人物在動作中不煽動鬥爭與仇恨有關。在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胡安·卡洛斯一世說，他認為，為了伸張正義而堅持清算，從而陷入復仇和個人仇恨，這絕非是個好主意，這很容易進入內戰後的仇恨氛圍中。他自己在當時不斷強調，西班牙需要平穩過渡，「在舊制度和我們要的民主制度之間，不要有突然轉折點和斷裂點」。
不清算和追究個人罪責的前提，是雙方都公正對待歷史中的受難者，還歷史本來面目，還受難者一個公道。這些問題不是抽象的，牽涉到的可能是對千千萬萬個人的公正和對社會道義的追求。凡涉及具體的人，究竟妥協到哪一步，選擇永遠是困難的、有爭議的。西班牙歷史余瀾甚至波及南美。近幾年，兩個南美退位的前獨裁元首分別因任職期間的罪行被逮捕甚至起訴。一個是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另一個是阿根廷前總統庇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