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年底，西班牙著名獨裁者佛朗哥去世；1977年，包括流亡海外的共產黨在內的所有西班牙反對黨合法化，舉行第一次民主選舉；1982年，制憲後的西班牙舉行第二次大選，執政權力向反對黨和平轉移。西班牙在短短几年的時間裡，完成了從佛朗哥獨裁體制到現代民主體制的政治轉型，被譽為二十世紀後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民主改革。在這個政治轉型過程中有個傳奇性的人物，就是當時的西班牙首相蘇亞雷茲（Adolfo Suarez）。
從1939年西班牙內戰結束開始，佛朗哥維持了將近四十年的獨裁統治。四十年里，西班牙的唯一合法政黨，就是佛朗哥親自領導的「民族運動」。工會、青年組織、婦女組織等一切群眾組織，都只能歸「民族運動」統制。西班牙災難性的衝突歷史，使得佛朗哥相信只能以鎮壓取得穩定。他嚴酷鎮壓一切政治反對黨，鎮壓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的區域自治呼聲。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誰都知道，世界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外面已經是一個新世界，西班牙也已經完全不同於內戰時期，雖然從六十年代開始，西班牙經濟起飛，制度層面開始有限改革，但是佛朗哥獨裁的基本格局沒有改變。到佛朗哥晚年，要求變革的壓力形成了表面穩定下的不安張力。這是很自然的發展規律，強人國家在減少，鎮壓不可能永遠是治理之道，人們都明白，變革的轉折點就在眼前。該變不變，強壓的反彈反而會形成不必要的不穩定因素。
有意思的是，如果說佛朗哥作為西班牙歷史過渡人物的地位，這時已被所有人看清，那麼可以說最早明白這一點的，其實是佛朗哥自己。佛朗哥也和大家一樣看到，舊制度最危險的時候，就是開始轉變和改革的時期。因此，他培養了一個知識構架完全屬於新時代的預備國王，卻又並不想在晚年給自己找麻煩。這幾乎是老人政治的規律。在他突然病重的一刻，他曾經被迫向國王交出權力，可是稍一好轉就又匆匆收回。把既定局面維持到生命最後一刻，是晚年佛朗哥給自己開的藥方，而這鍋葯卻要全體西班牙人陪著一起喝。連佛朗哥自己都知道，他一撒手西班牙必定會發生深刻變化。
可是問題就擺在那裡：大變革是最危險的時刻，拖得越久越是如此。面臨危險一刻，西班牙何去何從？
佛朗哥死後，第二共和前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孫子，年僅三十七歲的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成為西班牙國王，西班牙正式恢複了君主制。但是胡安·卡洛斯一世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開表示，未來西班牙是君主立憲的民主體制。佛朗哥死後，西班牙將展開政治改革轉型，從佛朗哥時代的專制，向多黨競爭的體制轉變。胡安·卡洛斯一世本人，只是一個虛位君主，並沒有行政權，不能干預政務。所以，胡安·卡洛斯一世需要選一個首相，來具體領導這場變革。
1976年，佛朗哥留下的舊國會根據國王指示，開始討論新首相人選。經過一系列複雜的政治運作，新首相候選人，從一個長長的推薦名單縮短到只剩幾個人。名單最後是大家都認為不過是個陪襯的年輕人，四十三歲的蘇亞雷茲。當時舊體制內還有不少經過內戰的佛朗哥戰友佔據軍政要職，多數人都認為怎麼也輪不到這個小夥子挑大樑。可是完全出乎意料，國王選擇了蘇亞雷茲做他的首相。
一般來說，一個打出來的政權，資歷是按照戰功排隊的。那麼，一個年輕人怎麼就上了這個名單？這也是一個打出來的政權在長年累月維持之後，培養接班人的常規做法。在體制內的老人們眼裡，蘇亞雷茲經得起檢驗。他雖然沒有經歷過內戰，但他的人生道路一開始就在佛朗哥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反對派沒有絲毫瓜葛。他是從參加「民族運動」的青年組織開始，一步一步爬上政壇。三十歲出頭，他就擔任過塞哥維亞省長，積累了地方行政經驗。後經佛朗哥親信的推薦，擔任官方西班牙電視台台長。佛朗哥去世那年，他是「民族運動」副秘書長，掌管著最關鍵的意識形態方面的職位。蘇亞雷茲能適應體制，也是個善於察言觀色的年輕人，任電視台台長期間，他盡量滿足老前輩們塑造自己形象的願望，也就皆大歡喜。所以，他不但在年輕一輩中脫穎而出，能進入首相候選名單殿後，而且在當選時並沒有引起體制內的反彈，因為他毫無疑問地被看成是可靠的接班人。
對蘇亞雷茲來說，於這個意外也許不那麼驚訝，他肚子里存著一段和國王的老交情。在當電視台台長的時候，他和國王一個三十六歲一個三十一歲，結下了年輕人之間的友誼。那時候，保守的老一代還不把作為王子的胡安·卡洛斯放在眼裡，而蘇亞雷茲和王子卻很有共同語言。他們都沒有老一輩的負擔，能夠用年輕的眼光來看待社會變遷。作為專制體制內的新一代政治家，他們確信，制度改革是西班牙的唯一出路。西班牙停在老路上，就總是歐洲的異類，不能真正進入歐洲先進國家的行列。
在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蘇亞雷茲受命起草了一個報告，在這個報告里蘇亞雷茲認為，西班牙軍隊里的將軍們、現有體制的老一代人，能夠接受溫和漸進的政治改革。現在回頭來看，這似乎平淡無奇，但當時要下這個判斷卻很難，這不僅需要對舊體制內的人事有詳盡深刻的了解，而且必須有洞察力。這一判斷，為政治改革找到了一個出發點。蘇亞雷茲的過人之處是，當他作為舊體制的食祿者，在官僚階梯上一路爬得春風得意的時候，他仍是有政治理想的。他看到了改革的必然性，願意站到前列。蘇亞雷茲的這一判斷，給了未來國王以深刻印象。當新國王需要一個首相時，一方面他只能選擇一個可以被舊體制接受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需要一個有強烈改革願望、堅信改革可行性的人。他要善於和體制內的保守人士對話，引導他們參與改革，還要有能力和體制外的反對派溝通，把他們整合到政治轉型過程中來。
唯蘇亞雷茲有這樣的個人能力。
蘇亞雷茲領導的政治改革，是要把佛朗哥留下的舊體制轉變成現代民主制。轉變的關鍵是從法律上認可各在野黨的合法性，即政黨合法化。在佛朗哥時代，所有反對政黨都是非法的，但是共產黨領導的地下活動小組遍布全西班牙。政治改革一經啟動，左右翼政治力量都看到了未來多黨制不可避免，紛紛開始組黨，有體制內人士組織的右翼政黨，也有受到社會黨國際支持的左翼社會黨。但是，組織良好的共產黨卻被舊體制看成死敵。軍隊保守人士警告說，政黨合法化不能包括西班牙的敵人共產黨。如果讓共產黨也合法化，保守的將軍們就可能運用西班牙軍人干預政治的傳統，動用武力阻擋。
於是，怎樣讓保守派接受共產黨的合法化，成為政治改革初期最困難的事情，很多人認為根本沒有可能。蘇亞雷茲的又一個過人之處是，他能看到「可能性」。他和死板的教條主義者不一樣，始終認為現實政治需要智慧、需要妥協，對誰都是如此。他也和經常抱懷疑態度的現實主義者不一樣，始終認為理想是可能實現的，成敗不能預定，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怎麼操作。他是一個有政治想像力的政治家，他認為，在變局深不可測之際，有時一個重大變革成功與否，可能取決於事後看來微不足道的細枝末節，比如發生的時間、地點和行事分寸，甚至一句話該怎麼說、在什麼場合說。特別是在不透明的專制體制下，什麼可做，什麼不可做，全憑個人判斷。而蘇亞雷茲一輩子就活在原來的體制內，作這種判斷不僅是他的特長，也幾乎成為他的本能。
1976年下半年開始，西班牙政治改革起步。那一年，開始撤除已經維持久遠的高壓，這是最危險的時刻，最容易引起左右翼極端派出頭肇事，改革可能縮回去、半途而廢，或可能一亂而不可收拾。此前，國王和蘇亞雷茲已經分別派密使去法國會見過共產黨領導人，承諾讓共產黨合法、參與西班牙民主政治，條件是在撤除高壓階段，共產黨不利用形勢發動暴力革命。蘇亞雷茲也知道，這樣的默契只是臨時的，他必須抓緊實現承諾，否則對方會認為「你不仁，我也可以不義」。
從1976年9月到1977年6月，蘇亞雷茲以一種令人嘆服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向民主政治。
政治氣氛逐步寬鬆，一些失蹤了幾十年的左翼組織重新出現，其中最大最老牌的是西班牙社會黨。這是個重新組建的政黨，承繼的卻是老牌子，總書記岡薩雷斯只有三十歲出頭。蘇亞雷茲和他多次會見長談，取得共識。社會黨是信奉社會主義理論的左派政黨，但他們也大幅度修改綱領，放棄了完全摧毀現政權的政治舉措，認為只要實現國會的自由選舉就是成功。
顯然，不論政治上的左右兩派有多大差距，年輕人之間對未來取得共識要容易得多，難的是如何說服保守老人。
1976年9月8日，蘇亞雷茲拜見西班牙軍內最有勢力的保守派將領，通報他的政治改革計畫，主要是讓政黨合法化。他告訴將軍們，計畫是國王同意的。他請求這些愛國的西班牙將軍們支持他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