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本很好看的書《一本書和一個世界》。
那是一些著名的翻譯家之作。他們或寫出一本書的翻譯經驗；或圍繞原著、作者和譯者敘述動人故事；或將幾十年翻譯生涯的體會娓娓道來。這些翻譯家的年齡，從1909年出生到1954年出生不等，大多是年邁的長輩。在我讀這本書的時候，其中一些長者已經離世。這本文集的編輯，捕捉了他們生命燭火的最後一亮，並小心保存了下來。
翻譯家似乎總是在為他人做嫁衣裳，在我看來，名翻譯家都是功夫深藏不露的人。沒有人像他們一樣磨鍊文字、體驗文學，對原著一字一句、一笑一顰細細地消化，又以自己的母語準確流暢地表達出來。他們讓你讀著優美的本國文字，異域之風卻蕩漾其中。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清楚譯者的位置，在展露才能的時候，對自己很是克制。
就是這樣一批有修養的譯者，難得地從譯著後面走出來，給我們透露一點他們自己。當然，這些文字風格各異，和讀他們的譯著感覺不同，這時候他們就是他們自己，有了自己的喜怒哀樂。
讀了才知道，他們的故事原來並不是發生在文學仙境和幽靜書齋里的。他們竟無法擺脫歷史的糾纏，其中許多人幾十年被政治風浪衝擊，有些人幾近沒頂。當然，已經沒頂的，哪怕是再著名的翻譯家也消失了，無法再寫出自己的故事，例如傅雷。仔細想想，仍然覺得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為譯者和作者不同。作者寫書，文責自負。如若說有人要加害作者，總可以從字裡行間找到「理由」，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可是，照理說，要給譯者加罪就很困難。因為譯者只是語言翻譯，只是力圖準確轉達作者原意。再「反動」的書，文責被作者「負」去，按說就沒有譯者的什麼事了。就是有言論罪，對譯者來說，言論也是他人的。《我的奮鬥》幾乎被譯成全世界各種文字，從沒聽說有哪個國家宣稱，他們國家的譯者就是希特勒的代表。
可是，別不信，這樣的事情就是在這裡發生了。
翻譯茨威格著作的翻譯家張玉書，曾經在得到一本茨威格的原作之後，「如饑似渴地讀了這些名篇，還沒有敢閃過翻譯它們的念頭」。不是翻譯水平不夠，而是當時「《二十四小時》的譯者、南開大學的歷史學家紀琨先生為此受到牽連，理由是散布毒草，竟和當年在柏林焚燒茨威格的作品時為這位作家羅織的是同樣的罪名」。
著名翻譯家草嬰回憶說：「1956年讀到《一個人的遭遇》特別感動，並立刻把它譯成中文，也是因為我對反法西斯鬥爭有了較深的感受，衷心希望人類不再受到類似的浩劫。但怎麼也沒想到，《一個人的遭遇》被說成是大毒草，我因翻譯肖洛霍夫作品在『文革』中受盡迫害，兩次處於生死邊緣……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國的代理人』、『肖洛霍夫的吹鼓手』。」1975年，五十二歲的草嬰被強迫去背水泥，被水泥袋壓斷脊梁骨。因為他的翻譯家身份，被醫院拒收，「只囑咐家屬在家裡擱一塊門板，叫我仰天躺在板上至少半年」。
偷偷在家翻譯也不行。1945年參加新四軍的翻譯家金中回憶說：「預料中的事情終於發生了。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前夕，我家又一次被抄，連炕上的席子都被捲走。《風中蘆葦》譯稿自然逃脫不了厄運。我辛辛苦苦寫下的幾百頁稿紙，被隊長們當了捲煙紙，付之一炬，我心疼得差點昏過去。」
譯者人人自危的氣氛究竟到了什麼地步呢，就是連編寫辭書都不安全。學者孫繩武回憶說：「十年動亂之間，即使是編譯辭書這類儘力遠離現實政治的工作，也幾乎全都悄然無聲。」
1970年，法國文學翻譯家袁樹仁還是三十二歲的年輕人，他去北京圖書館借書。「法文書的卡片已經過篩選，許多『封資修』著作被拿掉了。填了一個條《茶花女》。工作人員接過去一看，立即厲聲斥責『為什麼要看這種作品？』把條給撕了。」
或許是不願意回首往事，這本書里的一些譯者，在細述自己的翻譯生涯時，簡單地跳過「文革」這段歷史。
譯者們由於異常的生活狀況，開始和他們心中珍藏的文學，發生了深層的融合。德國文學翻譯家傅惟慈曾「每日戰戰兢兢，總感覺頭上懸著一把系在馬鬃上的利劍……直到有一天高音喇叭宣布一串黑幫分子的名字，我也叨陪末座，被從辦公室里拉了出來」，他突然想到自己喜歡的小說格雷厄姆·格林的《問題的核心》中的話：斯考比「望著她走出自己昏暗的辦公室，好像望著白白浪費掉的十五年生命」。他恍惚間覺得自己走進小說中的情境：我「做著同樣的噩夢。生活中到處都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謹慎，遲早仍然要跌進去」。他感覺，在這個時候，自己閱讀主人公，就像是「一個迷失前途的人閱讀一個身處絕境的人」。
翻譯萊蒙托夫作品的翻譯家顧蘊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大學畢業，由於「出生於地主家庭，又不注意靠攏組織」，被「安在了一個最難發揮自己長處的崗位上」。業餘生活被人「彙報給組織」，他記得自己「感到特別的壓抑」，「無人可以傾訴」。不由得把萊蒙托夫當作「忘世之交」。他回憶到當時，自己悄悄翻譯著萊蒙托夫的詩《獨白》，不由產生共鳴，詩中說：「……在祖國我們彷彿感到窒息，心頭沉甸甸，思緒憂戚戚……」
讀到這裡，令我十分驚訝的事情發生了，翻譯家突然開始表白，他說到自己有這樣感受的時候，「當時絕對沒有把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和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俄國等量齊觀」的意思，他只是「和萊蒙托夫在人生感受上找到了某種契合點」。任何一個「過來人」都知道，翻譯家為自己作的這個辯解，正是在依著「文革」最容易發生的指控邏輯，在那裡作繭自縛地掙扎。
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明白，在「文革」結束將近三十年之後，陰影在他們頭上還並沒有全部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