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紀以前，戴屯（Dayton）是田納西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鎮。
自從1859年達爾文建立學說，到二十世紀初，在美國公立學校的生物學教科書里，達爾文進化論已經是一部重頭戲，宗教氣氛濃厚的保守的南方州也不例外。美國人，包括科學家們，他們的宗教信仰和科學知識似乎可以和平共處，恰如布希總統曾經說的，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國人是有宗教信仰的。美國是世界上宗教氣氛最濃的國家，也是科學技術最發達的國家。進化論教學在美國南方的展開，就是一個證明。
1921年，著名政治家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卻發起了一個「反對在公立學校講授進化論」的運動。經過幾年努力，他們在本州推動了禁止在公立學校教授「任何否定《聖經》創世說而代之以人類由低等動物進化而成」的法律。它宣布教師在學校教進化論是違法行為，史稱《布特勒法》（）。
布萊恩曾建議不要將懲罰內容寫入該法，但州議員們還是寫進了罰款。儘管如此，1925年3月21日田納西州州長奧斯汀·佩里（Austin Peay）在簽署此法案時宣布這只是「象徵性法案」。所以此後，該州的學校沒有變化，教師還是照講原來的課本，並不擔心受罰。而保守教派民眾因推動立法成功，表達了自己反對進化論的立場，也感到滿意。
有一個組織卻把這個法案「認真」了，這就是成立於1920年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在民間組織多如牛毛的美國，ACLU近百年來獨樹一幟，名聲響亮。它的宗旨是保護公民的思想言論自由。《布特勒法》是對進化論教學權利的限制和侵犯，他們就要去幫忙打官司。可要向司法挑戰，必須有一個案子告上法庭。現在情況很特別：不是教師不敢教進化論，或是沒有勇敢的人站出來挑戰；而是《布特勒法》在田納西州是個象徵性法案，警察根本不去抓教進化論的教師。ACLU沒有辦法，就在田納西州的各大報紙上刊登啟事，承諾支付訴訟費用，「征」一名教師出來自願「做被告」。
那是1925年的春天。在阿巴拉契山區的戴屯，小鎮人並不關心這些，他們正在度過一個艱難時刻。阿巴拉契山區居民點多半依礦產生存，戴屯的礦業公司剛剛破產，前景莫測，戴屯人十分沮喪。這時鎮上來了一個紐約人拉帕耶，來處理礦業公司的破產。這位都市年輕人曾給幾個報社寫信，表示反對《布特勒法》。5月4日早晨，他偶然在報上看到ACLU的啟事，突然念頭一閃：這個面對厄運的無名小鎮，幹嗎不借這個事件振興自己呢？
他興沖沖地來到鎮上的羅賓遜藥鋪。美國的學校是校董制，校董會都是當地人選出來的，藥鋪的主人羅賓遜就是校董會主席。他聽了這個主意很是興奮，當即找來了校董會的其他負責人。大家拍手叫好。是啊，這麼有刺激性話題的官司開審，一定會吸引人來。有人來，小鎮就可以有錢賺。經濟困境也許能就此擺脫——「為什麼不呢？」
他們算了算，就數單身的年輕教師斯寇普（John Scops）無牽無掛，最適合當「被告」。他們派人去網球場找來了斯寇普，他當即就答應了。
此事有關宗教和科學，有關思想言論自由，小鎮的紳士們完全明白這個案子「炒大」後的新聞性。他們特地拿來照相機，留下「歷史性決定」的合影。然後叫來警察。雖然這個「象徵性法律」並不要求警察主動執法，可有人堅稱自己就是違法，要求被捕，警察只好去開逮捕證。斯寇普則又回到球場。第二天，斯寇普如約被捕，羅賓遜打電話給報社聯繫ACLU，事情就這麼「啟動」了。
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是一種複雜的科學假說，對於普通人來說，卻總是落實到「人是猴子變的」這個並不準確卻很形象的比喻上。對斯寇普違反《布特勒法》一案的審判被稱為「猴子審判」，轟動全國。小鎮名流們沒有料到的是，他們不僅招來了全國的新聞記者、大學教授和科學家，帶來了旅館飯店客滿的好生意，還招來了當時美國出了名最善辯的兩個人：來自芝加哥代表被告的名律師戴洛（Clarence Darrow）和作為檢方律師的著名政治家布萊恩。
「猴子審判」在1925年的炎熱夏天開審。首先要判定的是《布特勒法》本身是否違憲。7月13日，被告律師戴洛作了精彩發言，要求判定《布特勒法》違憲。7月15日，這個要求被洛斯敦法官否決。既然法官判定《布特勒法》不違憲，那麼在第二階段，就只是要證明被告是否違反《布特勒法》。因此，雖然被告律師戴洛從北方請來了一批科學家和大學教授，準備為進化論辯護，法官卻否決了他們的出庭作證。不過在庭審第一階段，辯方還是充分引用了科學家對進化論的說明。
從7月13日到7月21日，這個審判一共持續了八天。最後，陪審團只花了九分鐘就得出了確認被告違法的結論。然而，對於檢辯雙方的律師來說，法庭審判的結果是不重要的。站在戴屯的法庭上，通過新聞傳媒，他們面對的是整個美國，他們在留下歷史記錄。
被告律師戴洛的演說儘管沒有布魯諾、伽利略面對死亡威脅的悲壯，卻同樣鏗鏘有力：「假如今天，我們容許『在公立學校教授進化論』成為罪名，那麼明天，在私立學校這樣做也會成為罪名，而明年，在教堂的講台上宣講也會成為罪名。下一次的法庭上，我們禁止的就將是書本和報紙。無知和狂熱總是在騷動、總是需要吞噬的，總是貪婪地要吞噬更多的東西。今天吞噬的是公立學校的教師，明天是私立學校的教師，再下面就是牧師和演講者、雜誌、書本和報紙。尊敬的法官，這是在鼓動人與人之間對抗，信念與信念對抗，如此下去，直到有一天，伴隨著飄揚的旗幟和敲擊著的鼓點，我們會倒退到十六世紀的光榮時代，在那裡，盲從者點燃薪柴，燒死任何一個敢於將知識、啟迪和文化帶給人類頭腦的人。」
法庭呈證的最後一天，經驗老到的刑事辯護律師戴洛，居然要求檢方律師布萊恩作為對被告有利的證人出庭。布萊恩是一個老資格的政治家，出名的善辯，但是已經有三十年沒有從事律師工作。這次他落入了戴洛設定的圈套。法庭對於證人有一套嚴格的規定，一般情況下，你只能對提出的問題做「是」或者「不是」的直接回答，你不能隨意地詳盡闡述自己的觀點。那是南方最炎熱的七月中旬，當時還沒有空調設備，熱到如此地步，法官不得不宣布在室外一棵大橡樹樹陰下的草坪上開庭，上千民眾把四周「旁聽席」圍得水泄不通。戴洛知道布萊恩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就利用人們對《聖經》中一些傳說的疑惑，通過法庭提問，用一個個《聖經》傳說里的問題來「煎烤」布萊恩。他用這個辦法讓布萊恩表現得「愚昧」，一直到法官判定被告律師是在「騷擾證人」而宣布停止作證。
布萊恩有嚴重的糖尿病。在夏天的悶熱里，他一杯杯地喝著涼水。他沒有律師現場操作的經驗，他知道在作證階段，不能充分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在庭審最後有一個雙方律師分別結辯陳述的程序，那是可以全面闡述自己觀點的機會。所以，從此案一開始，他就在認真準備這個陳述。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在最後一刻戴洛耍了一個「程序性策略」，他宣布放棄他的結辯演說。這樣，鑒於雙方權利對等的原則，布萊恩也失去了最後陳述的機會。
最後，被告斯寇普被判罰一百美元。該案上訴到田納西州最高法院，1927年1月，州最高法院以不符合程序為理由推翻了對斯寇普的判決，卻並沒有否決《布特勒法》。同時，州最高法院指示，為了維持田納西州的寧靜與尊嚴，任何檢察官不得以該法再起訴任何人。使得《布特勒法》真正如布萊恩當初所建議的，成了一個非懲治的徹底的「象徵性法案」。
戴洛一方，是典型的輸了官司卻贏得全國稱道，此案成為「反現代宗教裁判」的著名案例，成為後世熟悉的故事。審判結束五天以後，1925年7月26日，在參加一場教堂彌撒後，睡眠中的布萊恩再也沒有醒來。他被描述成一個悲劇性的負面人物，《巴爾的摩太陽報》的名記者曼肯（Henry Louis Men）對布萊恩「生命發端於一個英雄，結束於一個小丑」的評介，也廣泛流傳開來。
一年以後，布萊恩至死也沒能面向全國發出的《最後的演說》出版了。可是事過境遷，再加上媒體傾向於被告，它並沒有得到注意。布萊恩當年到底要說什麼？如果我們今天僅僅用科學與宗教的對峙來看待這個事件，而不去深掘出它的歷史背景，我們也許會遺漏一些歷史教訓。在布萊恩的法庭辯論以及最後的演說中，有大量為宗教辯護的內容，然而，同時他也表達了清楚的超越宗教範圍的內容。這些內容是不應該被忽略的。
即使是最貶低布萊恩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的生命「發端於一個英雄」。布萊恩在政壇上幾乎是一個神童。美國憲法規定總統的最低年齡是三十五歲，布萊恩剛滿三十六歲就成為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