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走進安德森維爾的國家戰俘博物館展覽長廊，一張大照片立即吸引了我們的目光。人們一眼就可以認出，拍攝地點是美國首都華盛頓，因為照片的背景，是這裡每個人都熟悉的聯邦國會大廈仿古羅馬式的巨大白色穹頂。可是，我還是下意識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湊上去看照片的說明，想證實自己並沒有搞錯。是什麼在困擾著我們呢？
照片的近景是一個構築物，但是對比它的背景，那潔白優雅的國會大廈，之間的反差實在太大。這個構築物是臨時的、深色的、簡陋的。令人感到驚訝和震懾的不是一個表面上的對比效果，而是它所包含的內容。這個構築物雖然正在搭建，但是即將完工，可以確信無疑，那是一個絞刑架。
我們沒有看錯。那是一百三十五年前——1865年11月10日的早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會大廈附近搭起的絞刑架。這個絞刑架將要執行的，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戰爭罪」被判處死刑的人。他就是亨利·埃·威爾茲上尉。
亨利·威爾茲上尉為什麼會走向絞刑架？這是一百多年來，在美國歷史學家中一直有人探討的課題。
威爾茲上尉原來的生活軌跡是非常典型的「美國故事」。亨利·威爾茲出生在歐洲，他是瑞士人。在巴黎和柏林接受了多年教育以後，成為一名醫生。在二十七歲的時候，移民來到美國，成了這個移民國家的公民。他在這裡照樣以行醫為生。一開始，在肯塔基州的大城市路易維爾，他和一個從德國移民來的醫生合作開業。然後，他搬到同是肯塔基州的另一個小城，靠自己的醫術獲得了當地人的敬重。1854年，他娶了一個三十一歲的寡婦，生活漸漸穩定下來。
大凡當時的歐洲移民，假如不是因窮極潦倒而來，就總是有一點冒險精神的。威爾茲醫生在自己的一個莊園主病人的鼓動下，除了行醫，也試圖在南方深腹地買下自己的莊園。此後，他不僅是一個成功的醫生，也成了一個投資成功的莊園主。本來，這就是又一個移民實現「美國夢」的例子。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美國唯一的一次國內戰爭——南北戰爭爆發了。無數平民的正常生活被攔腰切斷。當然，這場戰爭有複雜的起因，雙方有各自的政治訴求。可是對於參戰的民眾來說，並不一定就是自覺地在追隨這樣的訴求。尤其在南方，由於戰爭的基本戰場是在南方，所以許多南方民眾投入戰爭，只是為了一個「保護家園」的簡單目標。南方當時奴隸主的比例其實相當低，威爾茲醫生雖然擁有一個莊園，可是他並不蓄奴。當時美國南方的人口普查，奴隸人口都計入主人家庭。在戰前的最後一次人口普查中，威爾茲醫生家裡，除了他們夫婦，只有醫生夫人和前夫所生的兩個女兒，還有他們自己的兩個孩子，一個五歲，另一個還是十一個月的嬰孩。
很顯然，這樣和平生活著的平民不會想打仗。可是，打不打仗卻由不得他們。一旦戰爭發生，就像一台恐怖地嗚嗚作響的絞肉機，一切都會被絞進去。開戰時，北方的美國聯邦軍隊，嚴重兵員不足，南方則根本沒有軍隊。雙方都依靠著臨時招募的志願兵。這樣，威爾茲醫生就和千千萬萬個美國普通平民一樣，被捲入了這場戰爭。威爾茲醫生漸漸變成了威爾茲上尉。
1861年8月，威爾茲參戰不久，就被南軍派到一個特殊的戰爭部門任職。那就是戰俘營。
借用現代語言來說，戰爭就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人們總是把注意力投向前線轟轟烈烈的勝負，卻很少把目光轉向它「輸出」的另一端，也就是戰爭的犧牲品：那些肢體不全、被草率掩埋的戰死者，那些在缺醫少葯、塵土飛揚的戰地醫院呻吟的傷兵，那些被憤怒的敵人俘獲的戰爭俘虜。我們可以想像，在戰爭史上，人類文明進程越靠前端，這一個部分的狀況就越差。
威爾茲被派往戰俘營是十分自然的。一方面，他是個醫生，另一方面，他又會說幾個歐洲國家的語言。美國從一開始就遍地是移民，所以戰俘營里也有不少只會幾句英語的歐洲移民。威爾茲兩方面的知識背景，在這裡都非常適用。在此後的幾年中，他輾轉在幾個戰俘營工作過。1862年的春天，在被稱為「七棵松戰役」的戰鬥中，他肩臂受傷，而且始終沒有痊癒。
1864年2月，已經成為上尉的威爾茲，被派往南北戰爭中最著名的南方戰俘營，也就是今天的美國國家戰俘博物館所在地——安德森維爾擔任戰俘營總管，直至一年兩個月以後戰爭結束。從此，「威爾茲上尉」和「安德森維爾」，就成了緊密相連的兩個歷史名詞。
安德森維爾，這裡如今是一片風景如畫的峽谷，可是，當年這預定容納一萬名戰俘的場地，卻圈入了四萬五千名戰俘。說「圈入」，是因為這裡只有「營地」，沒有「營房」，也沒有任何起碼的生活設施。食物醫藥都嚴重匱乏，唯一的生命源泉，只是一條小小的溪流。
四萬五千名北軍戰俘，擁擠、骯髒，在南方的烈日下暴晒著，生存條件極其嚴酷，而他們中的許多人，本來就是從惡劣的戰場環境中，帶著傷痛和疾病下來的。當戰爭結束時人們發現，這裡的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九。有一萬三千名北軍戰俘再也沒有離開這個安德森維爾戰俘營。
隨著羅伯特·李將軍代表南軍投降，這個戰俘營也隨隸屬的部隊向北軍投降。南北戰爭正式結束了。李將軍和北軍的格蘭特將軍，有過投降協議，作為降軍的南方官兵都將回到日常生活，不受騷擾。所以，一場歷時四年，陣亡六十二萬人的慘烈戰爭，結束的過程顯得十分寧靜。沒有一方追捕，另一方隱姓埋名四處躲藏逃亡的情況。戰俘營隨部隊投降解散之後，威爾茲上尉還是住在戰俘營所在地自己的居所，開始計畫如何回到原來的正常生活中去。
可是，投降協議的執行出現了唯一的一個例外。1865年5月7日，一名聯邦軍官出現在安德森維爾的威爾茲上尉家中，逮捕了他，並且把他帶往首都華盛頓。他的罪名是，與南方「邦聯」的首領一起陰謀殺害和虐待北軍戰俘。
審判幾經推遲，1865年8月21日終於開庭，威爾茲上尉被帶往軍事法庭。九名聯邦軍官，分別擔任了這個案子的審判法官和陪審員。威爾茲本人則由於戰爭中舊傷未愈，身體虛弱，只能躺在一張沙發上受審。
經歷三個半月的聽證之後，1865年11月4日，軍事法庭給出「罪名成立」的判決。同一天，由安德魯·約翰遜總統給出死刑判決，定於11月10日執行。當時的絞刑架就搭在監禁威爾茲上尉的首都老監獄，位置在國會大廈附近。這就是我們在戰俘博物館看到的那張觸目驚心的歷史照片的來由。
1865年11月10日清晨，兩名牧師和威爾茲上尉的律師去看望了他。他們後來說，威爾茲上尉只擔心由於傷病體弱，不能自己走上絞刑台，會讓別人誤解他為怯懦恐懼。結果，圍觀的人們看到威爾茲上尉不用人攙扶，自己走上了絞刑架。臨刑前，他說：「我就要到我的上帝面前去，他會在我們之間做出判定。我是無罪的，我將死得像個男子漢。」
威爾茲上尉就這樣死了。可是，一場異乎尋常的軍事審判造成的震動，和「我是無罪的」的聲音，卻並沒有在美國消散。歷史學家們在不斷地對這個案子進行分析。他們在問，整個事件究竟意味著什麼？從威爾茲上尉個人來說，他是否應該承擔責任，究竟有多少責任，刑責是否公正？
為威爾茲上尉辯解的一方指出，當時的審理過程並不是公正的。其理由是，當時在軍事法庭作證的證人有明顯的撒謊。最具有殺傷力的證詞，是指控威爾茲上尉槍殺俘虜，但是，證人卻提不出確切的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而幾名對被告有利的證人，卻沒有得到法庭的傳訊。
同時，也有許多威爾茲上尉的同事熟人，提供了有關他的個人人品和管理行為的描述。他們眼中的威爾茲上尉，絕不是一個兇惡殘暴的人。相反，似乎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威爾茲上尉是品行良好和忠於職守的人。他們辯稱，在當時的條件下，他只是沒有可能做得更好。
為威爾茲上尉辯解的一方，甚至指責說，威爾茲上尉是「邦聯」一方的戰爭罪責的替罪羊。這種說法也不是空穴來風。如此殘酷的一場戰爭過去，普遍瀰漫著一種情緒，人們總想尋找一個承擔戰爭罪責的人，而這種罪責也往往總是由勝利的一方指向失敗的一方。人們指出，在威爾茲上尉的審理過程中，無法找到南方「邦聯」首領在安德森維爾戰俘營案件中的任何罪責證據，於是，在威爾茲上尉的死刑執行之前，他曾被要求，假如他能提供這樣的南方「邦聯」首領的罪證，他將可以被赦免。可是遭到了他的拒絕。
最為有力的一個辯解是，在威爾茲上尉被處死不到一年的時候，戰後的秩序已經基本恢複正常，美國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分支也恢複正常運作，這時聯邦最高法院在一次裁決中做出聲明：類似審判威爾茲上尉這樣的軍事法庭，都是違反憲法的。一個悲劇性的事實是，今天的聯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