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 上帝安排的通信

昆西,是一個聽著耳熟的詞。它是一個地名,新英格蘭地區有一個昆西海灣;它也是一個小鎮的名字,小鎮在昆西海灣的南岸,因海灣而得名,距離波士頓只有七英里;它還是一個人名,這個人因誕生在昆西小鎮,就由同樣誕生在這裡的父親,給他取了這個名字。他們父子又使得小鎮名揚美國,聲名甚至超出了美國。在一個民主選舉制的國家,他們是美國歷史上很少出現的父子總統——美國第二屆總統約翰·亞當斯和第六屆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

昆西是一個美麗的小鎮。對於外來的旅行者,它幾乎是在竭力滿足所有的期待:豐富的歷史人文資源,寧靜的住宅街區和浪花拍打著海岸的風景。除了亞當斯父子外,因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任大陸會議主席,而被一些歷史學家稱為美國「真正的第一總統」的約翰·漢考克也誕生在這裡。所以,昆西也被人們稱作「總統城」。在他們生活的時代,昆西是一個儉樸的小鎮。亞當斯父子不僅誕生在這裡,短短四年的總統任期一過,他們又回歸平民,仍長久地生活在昆西的老屋,重拾鄉土鄉情。

今天,約翰·亞當斯的座椅還保存在老屋裡。翻過這把椅子,可以看到一張已經發黃的紙條,這是他去世那天,他的兒子昆西·亞當斯寫的,他鄭重記下「父親於1826年7月4日坐在這把椅子上去世」,然後簽上自己的名字親手貼了上去。這個細節,讓今天的我們看到了當年的亞當斯父子情深,也看到了昆西·亞當斯幾乎成為本能的歷史感。他記錄了這個歷史細節,而這個細節,是美國歷史上一個最讓人驚異的傳奇。

美國革命發起於北方的馬薩諸塞州,亞當斯是革命初期最主要的領導人。當時在北美,不同的殖民地就像不同的國家一樣,彼此在心理上有很大阻隔。亞當斯看到,沒有南方的弗吉尼亞州的全力參與,美國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1775年6月第二屆大陸會議期間,正是在約翰·亞當斯的提議和促成下,來自弗吉尼亞的喬治·華盛頓被任命為大陸軍隊總司令。一年以後,又是約翰·亞當斯的極力舉薦,來自弗吉尼亞的安靜寡言的托馬斯·傑弗遜得以參加以亞當斯為首的五人起草小組,並且執筆起草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最重要的文獻——《獨立宣言》。這一文一武兩個弗吉尼亞人後來的聲譽,都遠遠超過了亞當斯本人。

托馬斯·傑弗遜,是這群建國者中的年輕人。在年齡上,他比亞當斯他們小了十來歲,在政治參與上晚了二十來年,也就是比約翰·亞當斯晚了幾乎整整一代,當時的地位自然也就低得多。傑弗遜善於思考和歸納,寫作表達能力很強。他在美國《獨立宣言》的起首所寫下的「人生而平等」,「人人擁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如此簡潔、清晰和強烈,堪稱盡善盡美。然而,以後的人們幾乎都淡忘了,假若不是約翰·亞當斯的竭力舉薦,由於當時他年輕資歷淺,或許根本就沒有機會擔此重任。

獨立戰爭期間,亞當斯和傑弗遜曾經同時出使歐洲,他們倆不僅有革命事業中結下的友誼,兩個家庭在歐洲也有許多私人交往,擁有家庭間的友情。

獨立戰爭勝利後的1789年,喬治·華盛頓當選為美國第一任總統,約翰·亞當斯是他的副總統。在只有四個人組成的內閣里,托馬斯·傑弗遜被任命為國務卿。他們創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聯邦制的共和體制大國,這幾個人也是創建這一豐功偉績的患難戰友。

建國以後,約翰·亞當斯和托馬斯·傑弗遜在治國理念和方略上的分歧開始浮出水面。

來自北方的亞當斯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秉持當時佔主導的聯邦主義觀點,認為新生共和國的生存必須靠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必須有足夠的權力來管理國家、保衛國家。為此,這種權力必須穩定地掌握在一小群人手裡。他對「法國大革命」取懷疑和譴責的態度,對政治上的平民傾向保持懷疑和警惕。他主張的是精英治國。

而來自南方的傑弗遜,雖一輩子沒有在平民中生活過,卻是一個主張平民權利的理想主義者。他認為,聯邦政府的權力都是各州出讓給中央的,最重要的權力應該是在州政府手裡、在民眾手裡。他讚美「法國大革命」,讚美普通農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性格熱情、浪漫,他主張當時還處於萌芽狀態的平民政治。

1796年,喬治·華盛頓發表《告別演說》,堅辭連任總統,回歸故里。糟糕的是,按照當時的選舉規則,正副總統是由總統候選人中得票最多的兩個人分別擔任。1796年大選,亞當斯當選為總統,而和他政見不合的傑弗遜成了他的副總統。治國理念的不同,引出方略的背離,尤其是政治活動中的個人作為,更損害了他們之間長久的私人友誼。這一對總統和副總統,在內政、外交的幾乎所有重大事務上都針鋒相對。

1798年,為了強化政府地位,總統亞當斯利用聯邦主義者在國會佔多數的有利條件,通過了《外國人和反顛覆法》。這是美國歷史上唯一針對新聞界和言論的法律。副總統傑弗遜認為,這個法律是對美國革命理想的背叛。他發動和策划了《肯塔基決議》和《弗吉尼亞決議》,在州一級對抗聯邦的這一法律。到1800年大選的時候,亞當斯和傑弗遜的決裂已經公開化。傑弗遜組織了反對聯邦主義的民主共和黨,在競選期間,利用報紙抨擊亞當斯的治國方略是對美國自由理想的背棄。使亞當斯感到備受傷害的是,這種攻擊涉及他的個人品德和人格,這在當時他們這些保持著古典紳士榮譽感的人看來,是難以忍受的恥辱。而且他知道,站在這種攻擊後面的人中,有當年他極力提攜的傑弗遜。

1800年,由於《外國人和反顛覆法》侵犯民眾新聞言論自由而引起普遍不滿,亞當斯在大選中敗北,他的政敵傑弗遜上台。傑弗遜上台後立即廢除了《外國人和反顛覆法》。在前任已經打下基礎的政府制度框架下,傑弗遜開始了民主化進程。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傑弗遜民主時代」開始了。傑弗遜的觀點一時風行,相比之下,亞當斯似乎就是以治國理念錯誤而下台的。而亞當斯卻痛感民眾拋棄他是不公正的。

1801年3月4日,傑弗遜宣誓就任總統。在就職演說中,他或許有所觸動,向亞當斯一方發出了和解的信息,他說:「我們都是聯邦黨人,我們也都是共和黨人。」可是,亞當斯已經聽不到傑弗遜的呼籲——這個時候,他的馬車正孤獨地顛簸在回歸北方昆西小鎮的路上。他沒有出席繼任總統的就職典禮。他的心已經碎了。

約翰·亞當斯回到昆西的時候,沮喪而憤懣。可是,他與傑弗遜兩人仍然懷著老友之間複雜的感情,私人關係並沒有真正破裂。直到差不多四年以後,一個偶然的機緣,雙方內心的不滿被挑開,兩個多年好友終於斷絕來往。事情緣於約翰·亞當斯的夫人安比凱的一封信。

1804年,傑弗遜的女兒瑪麗亞難產去世。亞當斯夫人給傑弗遜寫了一封悼念信,雖然她的心情是複雜的,「由於種種原因無法動筆,直至心中強烈的感情衝破這些阻礙」。信中她回憶了多年前,他們兩家出使歐洲時的日子,那是她最好的時光,也回想到九歲的瑪麗亞初到倫敦的情景,表達了自己對瑪麗亞去世的哀痛。安比凱的感情是真實的,在瑪麗亞去世的一刻,她把丈夫和傑弗遜的恩怨放在一邊,無法抑制地想對傑弗遜表達自己的哀悼之情。她發出這封信,並沒有告訴自己的丈夫。

傑弗遜收到這封信,把它看作是整個亞當斯家在尋求和解。他也想抓住這個機會,於是立即給安比凱回信。本來,這確實可以是一個和解的契機,可是,也許因為真正和解的時機還沒有成熟,傑弗遜把這封信寫成了對自己政治理念的辯解。他回憶自己和亞當斯之間政治上長久合作的友誼,卻偏偏哪壺不開提哪壺,說他們儘管在大選期間相互反對,可是「我們從未擋對方的路」。傑弗遜這是為自己在1800年選舉中的作為辯護,同時他提到,「友誼需要原諒一些事情」,他表示對亞當斯做錯的事情已經能夠原諒,並且恢複對於亞當斯的敬重。這些政治話題的引入,毀了這個和解機會。

傑弗遜的信在安比凱眼中顯然是顛倒是非。緣於舊友感情的通信一旦成為政治是非的爭執,原來壓下的怒火開始上升。於是,在亞當斯不知情的情況下,這番通信演變成一場惡性循環。當亞當斯最後讀到這些信件的時候,他和傑弗遜之間的破裂已經無可挽回。

在這些年裡,傑弗遜是忙碌的。他連續擔任了兩屆八年的總統。前四年比較順利,特別是他一手操辦的「路易斯安納購地案」,使美國的國土面積擴大了一倍多;而後四年屢屢受挫,他的浪漫的理想主義性格,使他在管理上捉襟見肘。1808年大選,傑弗遜卸任。回歸弗吉尼亞故里以後,他仍然是忙碌的。他是一個多方面的天才。他思考、寫作,創辦「弗吉尼亞大學」,並親自設計和監督建造弗吉尼亞大學校舍,還設計和改建他自己的住宅。美國行進在他開創的民主化進程中,而他的思考和寫作把這種民主化理念表達得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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