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必遇經濟困難
愛喝酒的西班牙人
何塞·路易斯之夜
蒙克羅阿盟約
制憲和立憲公投
我們到巴斯克去
佛朗哥去世一年半之後的1977年，西班牙順利進行民主選舉。新的制度只是對自由、對自由選擇有更大的保障。並不是說，它能確保一個地區不再遭遇困難。它並不能一竿子立即解決所有問題。可是，越是長期在獨裁統治下的地區，他們的期望值越高。制度轉型之後，社會對危機的心理承受能力會非常脆弱。
第二共和時期最後走向內戰，就和經濟危機有關。當時的西班牙經濟危機，是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一部分，內戰中斷了西班牙的共和制度。這次，幾乎和蘇亞雷茲開啟政治改革同時，西班牙遭遇又一次經濟危機。經濟困難出現在這個時候，怎樣處理，成為對西班牙政治改革的考驗。
這次經濟困難，來自1962年到1975年經濟高速增長後的發展不平衡。通貨膨脹，原材料價格上漲，失業率上升，而政府還沒有應對的經驗。它的端倪在早幾年就開始了。從1973年到1977年，西班牙通貨膨脹率一直在百分之十五居高不下，失業率增加了兩倍半。失業人口中，只有一半能得到福利救濟。於是，民生困難、罷工增加，西班牙成為歐洲國家中罷工率最高的國家。
1977年第一次大選成功，恰逢西班牙經濟困難。雖然經濟危機和政治上轉型並沒有直接聯繫，但是非常自然地，給了反對政治改革的人口實。這是西班牙民主改革很危險的時候。如果因此形成政治上的分歧尖銳化，就很容易把民眾往兩極拉，出現內戰前的政治兩極分化的狀況。一般來說，在野的反對派出於自身利益，會有這樣做的天然動機。可是，七十年代已經不是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政治家，已經成熟了。
蘇亞雷茲認為，應付經濟困難必須和政治改革結合，要讓所有的政黨派別，都積极參与應付經濟困難，而不要使一部分人成為經濟困難的單純受害者，從而遊離於政治改革。他的策略是「政治求同」。
1977年9月，首相蘇亞雷茲邀請各大政黨的九位領袖，包括社會黨的岡薩雷斯，共產黨的卡利約，右翼人民聯盟的佛拉加，以及加泰羅尼亞政黨（PDC）和巴斯克地區政黨（PNV）的領導人，住進首相官邸蒙克羅阿宮，討論國家經濟問題。這些人覆蓋了西班牙從左到右以及自治區域的整個政治層面。
蘇亞雷茲這一手，獨具西班牙文化特色。
我們在西班牙旅行，漸漸適應了他們的作息時間。什麼都晚兩個鐘頭，正午不是中午十二點，而是下午兩點，午後他們要小睡休息三兩個鐘頭，然後再工作。城市裡最明顯，冬天的巴塞羅那，商店會在下午一起關門，告訴你下午四點再開。當別的地區夜市結束，城市要進入安睡時，西班牙夜間生活剛剛開始，酒吧咖啡館裡燈火通明、人潮洶湧。
西班牙人愛喝酒，這個盛產葡萄的國家，也盛產價廉物美的葡萄酒。西班牙人還健談，他們一旦感覺你是一個可以談的朋友，話匣子打開，那就推心置腹，滔滔不絕，甚至忘記面前的旅人其實聽不懂他們的語言。酒吧咖啡館或者小飯館的桌子，往往從屋裡綿延到屋外，人們坐著站著，一杯在手，滿面紅潤，兩眼放光，面對面地大聲說著話。這鏡頭幾乎是一幅完美的圖畫，卻可以出現在西班牙的午餐時間，更不要說晚餐了。這和美國文化很不一樣，美國人的午餐時間屬「工作之中」，極少看得見公開喝酒。西班牙人不一樣，他們喝酒聊天，比比畫畫的樣子，你在旁邊看著都挺高興。和巴黎露天咖啡座的優雅相比較，就更是另外一回事。
西班牙人愛喝酒，卻又非常自尊，喝醉酒耍酒瘋或者出洋相的事情，非常罕見。我們從早期的西班牙旅行記里讀到，外來旅人對此印象深刻，說高傲的西班牙人，喝酒是一種驕傲，控制自己喝得適可而止，也是一種驕傲。把好酒的西班牙人當酒鬼，實在是對他們莫大的誤解。
蘇亞雷茲「政治求同」的一個具體做法，就是「談」。不談怎麼能求同，求同必須談。蘇亞雷茲擅長的談，不是政治家們的正式會談，而是一個西班牙人和另一個西班牙人的面談。這種談，不能在會議室里，通常是在飯店裡、酒吧里。在場的不是秘書工作人員，而是飯店侍者。桌子上不一定有文件筆記，卻一定要有香檳葡萄酒。還有，這樣的談沒有時間的限制，喝著酒，可以無窮無盡地談下去。西班牙人，本來個個都是夜貓子。最後，把政敵談成朋友，把分歧談成合作。
這樣的私下面談，有段時間經常借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飯店進行。所以，這種政治溝通方式有個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他們甚至總結出經驗，「何塞·路易斯之夜」，必須在飯店酒館這種公開場所，必須隨心所欲，沒有議程，沒有規定議題，沒有非要達成的結果。還有，人不能太多，否則氣氛出不來。
「何塞·路易斯之夜」是西班牙文化中產生的獨特的政治溝通方式，蘇亞雷茲首創，在西班牙政治改革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這和西班牙文化中的那點天真和驕傲有關。在酒杯前坐下之前，他們就有那點天真和那份驕傲的。酒只是催生了天真的袒露和驕傲的燃燒。葡萄酒只是撕下了政治給人套上的假面具，心中原本有一份拉丁真情。假如工於算計，以計謀為高明的政治動物，喝之前就會撂下那句話：喝酒之後的承諾是不算數的。
這次，蘇亞雷茲要防止經濟困難造成政治分裂，他乾脆把所有黨派都請到家裡來談。
10月，他們宣布，已經就經濟、政治政策達成一致意見。10月21日，他們發表了長達四十頁的文件，各黨派的三十一個代表在文件上簽字，被稱為蒙克羅阿盟約。
蒙克羅阿盟約的經濟部分，是緊縮和節制的計畫。國家更多干預經濟，控制工資水平；提高退休金30%，將失業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資水平，用遞增的所得稅代替間接稅，開徵新的公司稅和財產稅。社會保險和政府開支將受議會嚴格監督。他們還同意，為七十萬學生增加新教室，最終目標是免費教育。他們還一致同意把地區性的語言和文化引入學校課程。盟約還包括改造貧民窟，控制城市土地投機，補貼住房。其農業改革計畫，是把租地者轉變成土地所有者，最終結束佃農。
為此，工人必須接受到1978年工資上漲百分之二十二的上限，這意味著工資水平停滯，不再加工資，但是也不下降，因為政府的目標是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二。
盟約的政治部分是一些有關立法的意見，目標是要把政治改革導入法治的軌道，最終實現新憲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修正了對公共秩序法的定義，定義為「在自由、和平、和諧地享受民權和尊重人權」基礎上的公共秩序。政治改革還包括警察的改造，將民衛隊置於內務部之下，而不是軍隊控制。
它開創了新的政治運作形式，就是坐下來，談到能達成共識為止，這就是「求同政治」。這種方式在西班牙歷史上從未有過，此後卻屢屢發揮作用，特別是在一年後的制憲過程中。西班牙的政治不再是鬥爭的，而是競爭的合作的共同參與的政治。遊戲規則建立起來了，參與者明白犯規才是犯規者的自殺。
這是蘇亞雷茲在改革進程中期的關鍵時刻，依靠在野黨和反對派來對付經濟困難。執政方作出一些承諾，其條件是民眾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忍受經濟困難，在野黨不惡意利用經濟困難和民眾的失望來給執政一方製造麻煩，而是幫助政府說服群眾忍讓。事實上，這次盟約的執行，在短期內有利於政府調整而不利於民眾。民眾是生活艱辛的實際承受者。特別是共產黨這樣的左翼政黨，沒有從盟約中得到什麼，卻放棄了他們本來可以利用這種形勢擴大影響力的機會，實際上是反對黨作出了很大犧牲。卡利約堅持這樣做，不僅是他的思路轉變，還表現了一個誠實政治家的底線：歸根結底，你是要什麼？如果是為了民眾的長遠利益，那麼，當你確信協助政府渡過難關，符合民眾的長遠利益，那麼妥協與合作，就是一個誠實的政治家的自然選擇。
蒙克羅阿盟約讓我們對西班牙人刮目相看。當時，距離佛朗哥去世還不到兩年，距離大選之後不過四個月，落選的各黨，還在吞咽失敗的苦果，其中有佛朗哥時期的權勢人物佛拉加，有最大的兩個在野黨，他們完全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給蘇亞雷茲一個「好看」，而且名正言順，在野黨代表民眾抗議，為民請命，天經地義。我們看到過多少新生的民主實驗中，在野黨能煽動就煽動，能開打就開打，哪裡肯做這樣的配合。西班牙民主改革最困難的時候，失業率幾乎接近美國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水平，西班牙卻忍了過來。由於蒙克羅阿盟約，西班牙政治改革在經濟極為困難的七十年代順利展開。西班牙人能如此走下來，實在令人驚訝。
大選之後，西班牙歷史上遺留的很多矛盾還沒有觸動，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