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難谷的教堂
佛朗哥死了
國王有了一個新首相
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合法化
議會通過政治改革法
以馬德里為中心，周邊有幾個小城市是值得一看的，包括西班牙老都城托雷多，有著古羅馬輸水道的塞哥維亞，還有埋葬了西班牙歷代國王和王室成員的艾斯科里亞——那個綜合了王宮、教堂和修道院的城堡群。西班牙內戰剛剛開始的時候，共和政府槍斃的長槍黨創始人何塞·安東尼奧，也曾經有很長時間被寄葬在這裡。去過艾斯科里亞以後，旅人們一般都會順道去造訪殉難谷（Valle de los Caidos）。
殉難谷在瓜達拉馬山脈的群山之中，在艾斯科里亞以北，大致相距十三公里。這兒的地貌十分特別。我們從艾斯科里亞驅車去殉難谷，一路上，古鎮、村落、田野、牧場，我們已經見慣了西班牙乾旱貧瘠的山區，在這裡卻迎得一片清涼。這裡是山區，卻風光秀麗。接近殉難谷，山坡上滿是莽莽蒼蒼的松樹林，山溝里溪水淙淙。我清楚記得，在接近殉難谷的時候，車裡就有人不由自主驚訝地指點說：「看啊！」真的，非常奇特的景觀，周圍是覆蓋著密密松林的群山，深色，輪廓柔和，從兩邊向中間湧來；而中間，如同是在群山簇擁之下，異峰突起。它不僅比周圍的山林高，而且，唯有它，在接近山巔的時候，嶙峋的巨石開始漸漸地從綠色的植被中升起。植被褪去，只有在石縫裡，還零星長著一些生命力特彆強的低矮松樹；最後，是巨石，在陽光下泛著白光；就在群山自然推出的絕頂之上，是一個圍繞著雕飾的、高達一百五十米的花崗岩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是一個特殊教堂的尖頂，整座山峰就是教堂。在教堂前，大山向陽的一側，一個有著層層疊疊台階的巨大廣場，鋪設著大塊的花崗岩，一直延伸到懸崖之邊，在那裡，有一條細細的欄杆圍繞。走到廣場前緣，可以俯瞰山谷，遙望起伏的群山。從眼前鬱鬱蔥蔥的松樹林，向前展望，可以直到綿綿無盡頭的青黛群山。回過身來，是環形的教堂立面，它極其簡樸，兩側是嵌入長方門框連續拱門的柱廊。正中的拱門並不很大，可是有一個厚厚實實的石塊築就的門樓。它仍然是簡樸的，門楣上方，是正立面唯一的巨型雕塑——那是一個悲哀的母親，抱著她死去的兒子。
這個教堂正立面的設計極為克制。白色石質的環形入口之上，越過一段自然山石的山體，就是白色的十字架在呼應。建築師是把山體作為教堂立面的主體，給設計進去了。整體可以說是一個建築，也更像是一個紀念碑。
這就是殉難谷，它紀念的是內戰雙方的死難者。
從大門進去，因為是山中隧道，照明就全靠燈光。燈光設計得幽暗，使它更有教堂的氣氛。兩側的雕塑風格古典，造型細節卻也足夠現代，這種分寸掌握得極好。隧道兩壁，有些地方裝飾著大幅掛毯，卻由於光線不足，有些朦朧。有些地方有意裸露著原始的花崗岩山石，和精工細作的部分產生強烈的對比，顯出力度。那些精美掛毯後面，安放著四萬殉難者遺骸。教堂深入山崖整整二百六十一米，因此被稱為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盡頭大廳，最高的地方有四十一米，這是教堂的高潮，頂上是色彩素雅的圓形天穹畫。最後的聖壇，視覺焦點處理的感覺非常好。走到這裡，我看到我的朋友幾乎是不由自主地，就在這個耶穌受難像前坐下，進入默默哀悼的氛圍中。這個漫漫隧道，如同西班牙內戰的漫漫黑夜。多少死亡、多少傷痛、多少悲哀、多少絕望，最後人們在悲憫中，燃起靈魂被救贖的希望。
那是佛朗哥時期建築師的作品。我想，在內戰硝煙尚未散盡、在世界大戰的炮火仍在歐洲轟響的時候，這些建築師是把自己對內戰的理解、對戰爭的厭惡、對和平的企盼、對民族和解的嚮往、對上帝眷顧西班牙民族的期待，都放入了他們的設計之中。
這個建築作品本身，表達著許許多多難以剝離的複雜成分。
它本身是一個「佛朗哥工程」。它的設想、選址、設計等一系列準備工作，可以說，從內戰剛剛結束時就開始了。直到1958年完工，它整整進行了二十年。人們不由會首先想到，內戰結束時期的西班牙窘迫狀況。那是西班牙政治落後、經濟凋敝、民生維艱的時代，人們會奇怪要建造一個紀念教堂的設想。可是，其實這樣的念頭並不那麼奇怪，這正是歐洲的凱旋門傳統。就算許多沒有這樣傳統的國家，在一場內戰勝利之後，也會在勝利的一刻，立即起念要建一個紀念碑。
可是，當時不顧民生負擔，執意做成如此巨大的規模，恐怕又是佛朗哥的封建君主派頭在作祟。只要他想做，沒有人能夠阻止他。
然而，同樣是豎立一個內戰紀念碑，尤其是如此規模的一個永久性紀念建築。它以怎樣的立意豎起來，對站在一個新起點的整個西班牙民族，對在1939年之後出生的下一代，又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這個紀念建築，它可以紀念和謳歌自己一方的英雄，它可以頌揚自己一方的勝利，如此一來，敵我之分就定位清楚了。而內戰也就不是一場悲劇，它是終於戰勝了敵人的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世界上有多少內戰紀念碑，是在這樣的立意之下，設計建立起來的。
可是，西班牙內戰紀念碑是一個教堂，門楣上唯一的雕塑，是西班牙母親悲慟萬分地俯身懷抱一個西班牙的兒子。在這個教堂建成的時候，雖然它最重要的位置，是安放了右翼英雄、長槍黨創始人何塞·安東尼奧。可是，同時隆重安葬的那四萬個棺木，安息的不僅僅是佛朗哥一方的「人民英雄」，而是西班牙內戰雙方的殉難者。設計的立意，是強調內戰的悲劇本質，是在表達，雙方都是犧牲者。
可以說，這些建築設計師和藝術家們，非常出色地用他們的藝術手法，表現了這個紀念建築的立意。可以想像，如此重大的一個給內戰「定調子」的作品，哪怕最初是建築師們提出的設想，也必須經過佛朗哥的同意。而這樣的內戰紀念理念，能夠在1939年的西班牙被確立下來，使我們不能不看到這個民族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在起作用。原罪的概念、人需要被救贖的概念深植在西班牙人的心中。一種天生的悲劇感，從來沒有離開他們。這是他們在槍聲剛剛停息的戰場望出去，那遙遠地平線上升起來的民族和解、重新出發的一線希望。
可是，政治中的佛朗哥又認為他必須用強權來穩固他的勝利。回到現實中，他的統治仍然有冷酷無情的一面，他要讓自己相信，這樣的統治，也是為了「上帝和西班牙」。內戰後的西班牙錯綜複雜。願念和現實在強烈衝突。這種衝突也悲劇性地發生在這個殉難谷的建造之中。這個工程使用囚犯為勞力，其中不乏大量的政治囚犯。他們是內戰之後的殉難者。這就是真實的、矛盾重重的歷史，繩結扣著繩結，纏繞在這個殉難谷。直到佛朗哥自己也入葬此地，西班牙的這個繩結，仍然沒有解開。
佛朗哥死於1975年11月20日。那一年，巴斯克地區的衝突已經到了雙方都難以忍受的地步。巴斯克的極端組織「埃塔」是在1968年成立的，當年就開了殺戒，此後越演越烈。而在政府一方，癥結就在從內戰後佛朗哥獨裁政府一開始就建立專制思維，沒有本質的轉變。對佛朗哥來說，對獨立運動的極端分子，不僅沒有司法公正的必要，而且可以在這個「危險地區」肆意鎮壓和擴大報復的範圍。結果，衝突愈演愈烈。
1975年，政府中的右翼強硬派在巴斯克大肆鎮壓，人心惶惶。而極端分子的恐怖謀殺案也急劇上升。秋天，西班牙政府通過了一個反恐怖法，根據這個法律，陸續判決了十一個巴斯克人死刑，等待處決。他們的罪名是涉案謀殺，也就是涉案參與恐怖活動。我們查了這個時期的各種資料，發現無論是當時或事後，論及這個案子時，幾乎沒有人關心這十一個人的謀殺罪案情，而是一致譴責這樣的判決。
其根本原因，就是西班牙的司法制度在它的政治制度的影響下，和現代司法嚴重脫節，實在無法取信於民，也無法取信於國際社會，西班牙的司法還是封建社會的衙門。
這次的十一個死刑，基本上是所謂軍事法庭判出來的。這十一個人里，有兩個是懷孕婦女。既然沒有獨立司法，當然是政府操縱一切，被告沒有應有的權利，法庭嚴重存在根據政府需要殺雞儆猴的傾向。這樣的審判和判決，在現代國際社會看來，簡直是草菅人命。而在西班牙政府一方，又認為只要是「符合國家利益」，當然是政府說了算；對這樣的犯罪分子還要談什麼被告權利，所謂審判本來就是一個形式。
於是，這一死刑案件引起國際社會極大關切。在外界壓力下，1975年9月26日，佛朗哥親自主持了一個內閣會議，討論是不是要推遲執行死刑。同時，歐洲議會發表決議，呼籲西班牙政府寬恕這十一個人。第二天，兩名懷孕婦女和四個男子免除了死刑，但是另外五個人的死刑，仍然在國際社會的一片抗議聲中被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