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奧威爾的故事
總理內格林
布魯奈特戰役
埃波羅河戰役
國際縱隊的撤離
向加泰羅尼亞致敬
巴塞羅那大撤退
馬德里的陷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大多數作家論思想傾向的話，都是左翼的。接近「二戰」時，有納粹這樣的極右翼放在那裡，而蘇俄能夠從鐵幕後面拋出來讓大家看到的，又都是五彩繽紛的宣傳綵球。那時，左翼思潮廣泛流傳。國際縱隊中作家很多，最著名的大概還是美國作家海明威，他寫了不少以西班牙內戰為題材的作品，除了《喪鐘為誰而鳴》、《第五縱隊》、《告別了，武器》，還有紀錄片解說詞《西班牙大地》。
在這些拿起槍來、走上西班牙戰場的作家們中間，有一個作家有點特別。他曾經是英國著名的左翼作家、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家。很多年之後，他和海明威一樣，作品走出了自己的國家。他就是喬治·奧威爾（Gee Orwell）。
從戰爭角度來看，佛朗哥一方是純軍事行動，而共和派一方，卻是政治鬥爭在支配軍事。自始至終，共和派一方沒有停止內部的政治鬥爭。
在左翼中，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斯基派的目標是馬上革命。共產黨的主張是「戰爭第一、革命第二」、「贏得戰爭之後再談革命」。可是在日後的爭鬥中，並不僅是政治觀點的分歧在起作用，還有對政治權力的爭奪。
西班牙共產黨原來是個小黨，而戰爭需要蘇聯和第三國際的支持，西班牙共產黨由此壯大。原來在共和國當家的社會黨人，在這種局面下左右分裂。社會黨的左翼，以總理卡巴耶羅（Largo Caballero）為首，反對共產黨，也反對無政府主義，但出於戰爭壓力，被迫和共產黨合作，也籠絡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黨的右翼，就和當時共產國際的觀點接近，認為在戰爭期間，「不是革命的時候，而是要把戰爭打贏」。
戰爭開始之後，在幾個大城市，尤其在馬德里和巴塞羅那，對共和派中的激進左翼來說，是盼望已久的一次複製十月革命的機會來到了。在內戰剛剛開始的幾個月里，馬德里政府只有十分有限的權力，大部分權力都在各群眾組織手中。在馬德里，所有的外國企業最早被沒收。城市鄉村都在集體化，財產證明被燒掉。百萬美元的銀行財產，黃金、珠寶、現金等等，在革命中被沒收，再也沒有歸還。被查抄的私人財產也一去不還。為了免得中產階級被群眾組織屠殺，政府一度發出大量護照，讓他們逃命去。
1936年底，當奧威爾來到巴塞羅那的時候，他驚訝地發現，「局勢讓人震驚，勢不可當」。他發現自己第一次生活在一個工人階級掌權的城市。「每棟大大小小的樓房，都被工人佔領了，掛滿了紅旗或無政府主義者的紅黑兩色旗。每面牆上都畫滿了斧頭和鐮刀，寫上了革命名稱的第一個大寫字母；幾乎每個教堂都被毀掉了，裡面的聖像被燒。各處教堂都在被一群群工人有組織地拆毀。每個商店和餐館都掛出已經集體化的牌子，連擦皮鞋的都集體化了，擦皮鞋的箱子都漆成紅黑兩色。」在當時留下的照片里，我們還可以看到餐館都轉變成了集體食堂。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應該男女平等，可是又覺得男女分開在不同的食堂吃飯才像樣子。奧威爾走在街上「喇叭里整天高唱革命歌曲」。服裝和稱呼都改變了，以前白領們戴的領帶和帽子都消失了。「每個人都穿著粗糙的勞動服、藍色工裝褲或不同的民兵服」。傳統的問候語也消失了，「同志」成了唯一的稱呼。
初到一個革命聖地，奧威爾覺得，「這一切無不令人奇怪和感動」。看上去，「資產階級要麼逃跑了，要麼被殺了，要麼自願站到了工人一邊。」
剛剛來到巴塞羅那的時候，奧威爾就被共和派五花八門的政黨名稱弄得昏頭昏腦。這些政黨一般都有工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這樣的字眼，差別只是排列組合不同。當時他們各有自己要懲罰的「階級敵人」名單，也各有自己的「清洗委員會」。在戰爭剛剛開始一個多月的1936年8月，傳來佛朗哥的摩爾兵14日在巴達霍斯屠殺戰俘的消息，於是共和派的各個城市開始報復行為，屠殺監獄裡的囚犯。在馬德里盛行「Paseos」，那是恐怖的8月創造的一個特定詞，它的意思是「兜風」，就是各群眾組織隨意從監獄裡拉出一些囚犯，押上卡車去「兜風」，待到回來的時候，已經是空車了。這些囚犯被槍殺之後拋屍街頭。
當時抓人沒有司法手續，所以所謂囚犯，大多是群眾組織隨意抓來、未經審判的政治嫌疑犯。馬德里是首都，在內戰前的議會裡有不同派別，首都的政治人物里自然也有不同派別的人存在。這是所謂民主共和制的本意。在這段時間裡，右翼政治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地被關被殺。8月23日，有十四個知名人士，在馬德里模範監獄被神秘槍殺，其中包括長槍黨創始人的一個弟弟、1933年的一個西班牙內務部長、一名將軍，還有前馬德里警察局長。
就連總理內格林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員，也沒有能力阻擋這樣的殺戮，只能自己親自去監獄，尋找和搶救那些被濫抓進來、很可能馬上要被濫殺掉的知名囚犯，甚至親自把有些要救的人送進外國使館，通過他們找一條生路。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人認為，待在牢里還是比在家裡安全，外面更加無法無天。據記者說，百分之九十的冤死者，在死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是為了什麼。許多人死於非命，只因為他們是革命標準下的資產階級。馬德里被無辜槍殺的人中間，還有一對兄弟是哥倫布的後裔。
奧威爾所到的巴塞羅那，情況和馬德里非常近似。
奧威爾以為，各個黨派只是名字的叫法不同，大家都是「社會主義」，都是革命的。當時奧威爾非常振奮，他覺得雖然戰時的生活條件艱苦，可是，「人們對革命、對未來充滿信心，而且還有一種突然進入平等、自由時代的感覺」。他住進了「列寧營」。
奧威爾不知道的是，共和派陣營內部，其實正在因為派性進行著你死我活的鬥爭。有點不幸的是，奧威爾和他的新婚妻子當時急著要來支援西班牙，恰巧沒有通過共產國際的通道，而是經過了轉折的關係，被介紹到西班牙的一個左翼政黨組織「統一工人黨」，來了也就進了他們的軍隊。而這個黨，在西班牙的共和派內鬥中，正是被清洗的對象。直到奧威爾差點死在他以為是「自己人」進行的大清洗之後，才知道同志之間原來可以有如此可怕的差別。
奧威爾發現，西班牙的內戰性質，和他以前想像的不同。首先佛朗哥雖然得到德意的支持，可是「佛朗哥並不能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相提並論」，他的訴求並不是要推行法西斯主義，而是要恢複傳統的西班牙，他只是「一個落伍的人」。另一方面的發現，令奧威爾感到更為驚訝，就是，「並不是我們在英國想像的那樣」，共和派是以「民主」在抵禦佛朗哥和西班牙的現狀。那是一個「明確的革命風暴」，「土地被農民佔有，很多工廠和大部分交通被工會控制，教堂被摧毀，牧師不是被趕走就是被殺死」。正因為如此，佛朗哥才會被另一方描繪為「一位從一群殘忍的赤色分子手裡解救了他們的國家的愛國者」。他發現，在國際社會上，法西斯的新聞在造謠，而「反法西斯的新聞界也在有意隱瞞事實」，「也在全身心投入同樣一個辱罵中傷的污水池」。那些支持佛朗哥的志願軍人，被左翼的報紙形容成「殺人犯，白人奴隸販子，毒癮者和歐洲各國的垃圾」，甚至說，佛朗哥一方的「防禦工事是由活孩子的身體壘成」。當時已經從西班牙戰場下來的奧威爾嘲諷說，「這真是最笨拙的做工事的材料」。
此時，格爾尼卡的大轟炸剛剛過去。
1937年的5月底，共和派的軍隊有了一次目標是塞哥維亞的小規模進攻。塞哥維亞，就是那個有著羅馬輸水道的小城。今天想想真是很慶幸，幸虧他們沒有把這輸水道給打塌了。這一次，是法國和比利時人組成的國際縱隊第十四營參加了戰鬥。這次戰鬥就是海明威《喪鐘為誰而鳴》的故事原型。
就在同時，1937年5月，由共和派控制的巴塞羅那大亂，左翼陣營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斯基派遭到共產國際的殘酷鎮壓。
奧威爾從前線回來，更為驚訝地發現，一旦革命退潮，西班牙人在迅速回到原來狀態。首先是，每個人又穿起了時髦的衣服，而民兵不再時髦。奧威爾說，「政治上清醒的人們，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場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兩敗俱傷的戰爭，而遠非同佛朗哥的戰爭」，「勞工聯合會和工人總聯合會之間，在互相暗殺」。奧威爾發現，「自己最後的希望，可能就是混在毫無意義的巷戰中，行進在寫滿標語的紅旗後面，然後被某一窗口陌生人手中的半自動步槍擊中」，他不得不回想自己來西班牙的初衷，「這可不是我理想中有意義的獻身」。
還來不及多想，內鬥的巷戰已經開始了。共產黨和共和派軍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