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歐文在安達盧西亞旅行
天主教在西哥特王朝
阿拉伯人來了
雷卡雷多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在這樣一個國家裡，你可以想像，西班牙大多精英都集中到天主教會裡。他們是兩棲的，有宗教情懷，卻沒有放棄世俗的理想。
天主教有照管著整個歐洲教會的羅馬教廷。可是在那個年代，偏偏地中海不安全，西班牙就有點天高皇帝遠的味道。西班牙的教會，就在這一片獨特的土地上，開始了他們獨立編導的獨立演出。
教會因宗教而產生，本身卻可能帶有世俗社會組織的一切特徵。在公元七世紀的西班牙，教會是唯一「正路」的活動舞台，政教合一，給有政治理想的精英，提供了最方便的出口。雷卡雷多把精英們的熱情推向了一個高峰。
在公元七世紀，西班牙的學者、知識精英們，就像清代的中國儒士，也在政治領域一展身手，在一個按說是西哥特蠻族統治的西班牙，編出了名垂西方文明史的《律書》和《裁判條例》。只是，他們以教士的面目出現，以教士的身份和感覺在從事活動。他們從基督教引發的道德思考，處處出現在他們的法律著作中，「我們致力於維護國王權力。但是，假如他處於憐憫寬容，發現某個罪犯願意悔過自新，就應該赦免」。法官不僅要「經驗豐富，精通法律業務」，並且應能「適度量刑」。
這次去西班牙，我們兩次通過不同的道路從巴塞羅那南下安達盧西亞地區，然後從最南端直上最北端的巴斯克地區，然後又從巴斯克穿越東北地區，回到巴塞羅那。在整個旅行過程中，對西班牙多山的地貌，留下了深刻印象。儘管羅馬人開鑿了公路，可是此公路非現代公路，覆蓋的面也很有限，交通仍然是古代水平。
人們或許知道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騎著驢子和騾子的西班牙旅行。記得以前還讀到過美國的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於美國獨立戰爭時期在西班牙的一次艱難跋涉。他們有大篷車，可是因道路的顛簸，坐馬拉的大篷車甚至比騎騾子更不舒服，他們寧可棄車而騎驢，大多數時間更必須步行。即使是有客棧的地方，卧具都要自備。客棧里什麼都沒有，食物也必須自備。可是偶爾卻會有葡萄酒。亞當斯寫道，「這兒有我所見過的最多的狂野、不規則的山脈」，真正是險象環生。
亞當斯旅行時帶著後來也成為美國總統的兒子約翰·昆西·亞當斯。他當時還是個孩子。在小亞當斯的日記里，他寫著，「今天沒有什麼值得寫的，就是一直在爬山」，路「幾乎是垂直的」。
約翰·亞當斯在一封從西班牙發出的信中承認，選擇通過西班牙的陸路去法國，是自己犯下的一個大錯。那已經是十八世紀的1779年，是在我們講述的西哥特朝廷故事的一千年之後。可想而知，在七世紀西班牙的交通和通訊是如何困難。可是在那個時候，與外界很少聯繫的西班牙，卻用宗教在積極統一這個國家。
也許，因為是西班牙的天主教第一次得到這個國家，精英們興奮莫名。他們試圖為教士們建立苛嚴的行為準則，將一些他們認為是文明的東西，滲入到西班牙一個個山窪中、滲入連羅馬諸神也未曾涉足的鄉村。在雷卡雷多時代，主教是由民眾和教士們選舉出來的。就連法國的歷史學家也認為，當時西班牙甚至達到了法國教會都沒有抵達的道德水平。不知道那些充滿熱情的教士們，是如何在七世紀的大山裡翻山越嶺，走遍村村寨寨的。他們的決心是，西班牙「只有一種歌聲，只有一種禮儀」。
各地的主教們，也一次次地長途跋涉，來到京城托雷多，一次次地舉行「公會議」。天主教的「公會議」相當於議會。一度它曾是對王權的約束。可是在七世紀，這只是西方文明在制度上分權和平衡的萌芽，還非常不穩定，不斷地發生反覆和倒退。
在十五年短暫的雷卡雷多時代逝去之後，西哥特人宮廷的陰謀、內鬥和腐敗故技重演。而天主教教會長久陷入誤區，「六根不凈」。教會太世俗、太政治化了。有時候，說它是一個宗教社團，還不如說是一個政治組織。可是在那樣的年代，假如教會真的「超凡脫俗」，它又可能被世俗的王權斬盡殺絕。那就像一個惡性循環，一個深不見底的旋渦，在當時似乎根本看不到有走出來的希望。
在西哥特朝廷的後期，由於政教合一，世俗和宗教的司法也混為一談。政權由於種種原因，要壓制西班牙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猶太人。猶太人聰明，他們在任何一個社會中，總是有能力很快覓得生存要領，在一些如金融之類的頂尖行業里成功。那種循環的戲劇在各個國家反覆上演，在西班牙也並不例外：朝廷們總是在要振興經濟的時候，需要猶太人的幫助，也總是當他們富裕起來之後，要沒收他們的財產、把他們踢到社會的底層，甚至踢出去。而天主教出於他們「只有一種歌聲，只有一種禮儀」的理想，加入了這場對猶太人的迫害。
在教士們為世俗社會貢獻他們的聰明才智，為世俗社會制定《律書》和《裁判條例》的時候，他們已經走到了一個危險的邊緣。在他們的世界裡，應該只有上帝這一個裁判。現在，他們習慣於自己在世俗社會的裁判角色，他們假借上帝的名義來裁決他人的信仰，糟糕的是，他們又獲得了事實上的司法權。西班牙天主教主持的宗教裁判和迫害的傳統，從這個時候就開始了。的確，他們改善了司法審判，開始重視證人證據的衡量，而不是「人格保證」，他們建立了西哥特人和本土原羅馬帝國的西班牙人的法律平等。可是這種平等是有限度的。因為在他們的法律中明確否定了宗教自由，只要事關信仰，法律平等就靠邊站了。
在西哥特朝廷的最後時代，從托雷多的大橋上，還最後一次衝出過遠征的大軍。
向北，它要平定西班牙北方一個獨特民族——巴斯克人的所謂叛亂。結果一路征戰，一發不可收拾，一直打過巴斯克地區，打到今天法國的尼姆，就在五年前我們拜訪過的那個羅馬斗獸場，捕獲了尼姆的僭主。今天的旅人們去尼姆，多半是沖著這個斗獸場去的，可是它的內部今天已經是一個現代化的劇場了。向南，大軍登上艦船，掃蕩了虎視眈眈的摩爾人的海上大軍。
那最後一次歡聲雷動的勝利凱旋，聲震托雷多城。上帝在天上默默看著，一言不發。也許，在給出懲罰之前，他先給了一個隱隱的暗示，指出了西班牙接下來的麻煩來源。南方，那窄窄的直布羅陀海峽對面，有一個伊斯蘭教的世界，那是不久之後，持續將近六百年的異族異教對西班牙的局部佔領；北方，有巴斯克人，那是西班牙直到今天還束手無策的難題。
西班牙是相對孤立的，北面除了大西洋，就是常年頂著雪頂的比利牛斯山，這山相對隔開了西班牙和歐洲近鄰法國，東面的地中海隔開了義大利，南面還是地中海，可是那只是細細的一線直布羅陀海峽，對面就是摩拳擦掌的北非穆斯林。當時的造船和航海水平，加上七世紀、八世紀所風行的對土地城池、金銀財寶的野心，這一線海峽實在算不了什麼。
可是，只要還沒有跨越過來，海峽本身就是一個相當好的隔離帶。七世紀的西班牙人，只知道和他們在海上打了一場的阿拉伯人，一支艦隊就有一百六十艘船，是一個嚴重的軍事威脅。可是那裡究竟在發生什麼，或許他們也並不那麼清楚。
對面，阿拉伯人正在橫掃北非，掃的方向是自東向西。與西班牙南部安達盧西亞遙遙相對的，是今天的摩洛哥，恰是北非的緊西端。就在北非那一帶，有一些土著的部落民，所謂柏柏人。阿拉伯人一路掃來，也一路征服著各地的土著，把自己的宗教帶給他們，也把他們收入自己的遠征軍。這柏柏人，正是日後攻下西班牙的主力軍。
正因為阿拉伯人是從北非的東頭掃過來，所以他們要取得西班牙的話，最好是先到摩洛哥，摩洛哥和西班牙之間的直布羅陀海峽，在小比例的地圖上，都不怎麼看得出來，在這裡，非洲和歐洲，幾乎就連在一起了，好像輕輕架上一塊跳板，就可以跳過來。西班牙的地理位置本身，恰好首當其衝。正因為直布羅陀海峽的便捷，西班牙本身也成為非洲與歐洲之間的跳板。不管是非洲有人看中了歐洲的珍寶，還是歐洲有人對非洲有了征服的野心，西班牙就必定是戰將眼中的頭一個目標、大兵們腳下的第一個戰場。
阿拉伯人直奔這塊跳板而來。就在接近它的時候，被伽太基城死死擋住。柏柏人是一些分散部落，有些已被攻下，那些沒有被攻下的，就加入了伽太基城的保衛戰。由於希臘人和柏柏人的抵抗，這座城市堅持了很久，直到公元698年，才全部陷落。信仰伽太基神的柏柏人，開始在征服者的壓力下改宗伊斯蘭教，這個過程還沒有徹底完成，伽太基城陷落僅僅十三年後的公元711年，被征服的柏柏人已經被阿拉伯人當作先遣隊，送到了去征服西班牙的戰場上。
這真是天數。西哥特人的朝廷正一路腐敗下來，天主教會又在排斥和迫害猶太教。西班牙正走在一段下坡路的谷底。而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