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
你問我，為什麼說，並不那麼容易回答呢？
還記得多年前，第一次給你寫美國故事，就講過在「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案」之後，還有一個1979年的「氫彈秘密案」。你一定記得，在一份美國雜誌要公布氫彈秘密的時候，政府的行政分支也曾經試圖阻止，結果美國政府和新聞界又打了一場官司，最終也是新聞界取得了勝利。
在談到那個氫彈案件的時候，記得那時候還對你說過：
「你也許注意到了，我說的是『迄今為止』，美國人在安全與自由面前，依然選擇自由。誰也不知道，在這個變得越來越無法預測的世界上，恐怖主義還會如何發展，還可能使用一些什麼樣的武器……東京地鐵案，向全世界暗示了恐怖主義的升級。我想，事實上，核武器發展至今，它對於整個人類的真正潛在危險並沒有顯露出來，我們假設有朝一日，當核技術不再那麼神秘，恐怖分子也能夠順手抄上一個兩個的時候，真不知道美國會做什麼樣的選擇，人類又會做什麼樣的選擇。」
我之所以在這裡對你重複一遍，是因為那是寫在八年之前，寫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五年之前。從「九一一」事件開始，這個世界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恐怖活動質變為恐怖戰爭，這已經不是憂慮中的、可能的未來，而是已經發生的、天天要面對的現實了。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市世界貿易中心兩座大樓，遭到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機的攻擊，同時受到攻擊的，還有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市的美國國防部大樓，也就是我們剛剛講述的「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案」的那個「五角大樓」。
所以，假如看到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的可能變成現實，現在再發生類似的「氫彈秘密案」，人們是否還會做出同樣的反應？我真的不知道。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面對不同的情況，人們遇到的問題將是不同的，對於支付代價的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說，新聞自由、個人自由其實都是非常脆弱的東西，對自由的威脅卻總是很強大。因此，人們才需要小心地保護它。
美國在制憲會議的時代，還是一個貧窮的農業國家。此後，經歷了內戰和兩次世界大戰、經歷了工業革命和經濟幾乎崩潰的大蕭條時期，如此等等。一開始，它只有一個憲法框架，沒有制度細節。制度對政府的約束能力還很差。所幸的是，當時政府的規模非常小，能力也很差，常備軍也非常有限。直到建國整整一百五十年的1939年，希特勒進攻波蘭的時候，剛剛上任為美國陸軍參謀長的馬歇爾將軍，手下還只有十七萬四千名裝備極差的士兵。美國軍隊當時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十七位，落後於保加利亞和葡萄牙這樣的國家。
從民眾一頭來看，美國民智開啟的過程和美國民主化的進程，也是緩慢同步推進的。在這個過程中，民眾和政府都還不清楚各自應該挑多少分量的擔子。例如，只有在工業革命之後，有了勞資衝突、有了經濟蕭條、有了大規模的工傷事故，政府和民眾雙方才漸漸理解，除了勞資雙方，還有政府必須承擔起很重的責任來。在這個過程完成之前，美國民眾對政府並沒有這樣急迫的期待，政府也並不很清楚自己責任的界限在哪裡。這條路是逐步走來的。當它走在半道上的時候，民間自己消化了許多艱難困苦。可是，不論有多少反覆和彎路，憲法在支持民間社團、保障了民間力量的同步壯大。等到企業強大到跨國集團，勞聯產聯這樣的工會組織也已經聲壯勢威，政府的相應機制對勞資關係的協調也已經很成熟。
所以，美國的社會發展、政府能力的提升和制度的完善，都是相對自然緩慢的。美國歸根結底是一個自然發展的社會，始終不是靠一個威權在強行操作社會。由人性本身弱點導致的社會問題，美國樣樣都有，很自然會暴露出來。正因為是自然發展，該發生的問題都發生過，也遇到種種危機，美國社會也在兩百多年前制定的憲法原則下，自然順應地以完善制度來應對。可是這種同步的自然、緩慢的進程，化解了許許多多危險，回首望去，真是很懸。假如不是這樣，假如制度完善的速度，遠遠落在政府的能力強化的速度後面，也就可能約束不住，政府就可能成為一匹脫韁野馬，擅行其道。
再仔細一想，一些制度轉型較晚的國家，面臨的就是類似的危險。政府的發展先行一步，待開始制度轉型，政府本身的規模已經是巨無霸了。制度轉型需要漫長的時間，可是，在新制度完善之前，政府能力卻已經非常強大、制約很困難了。也就是說，社會失去了一個制度生長、政府生長、民間社會生長，三者同步生長和磨合的過程。在轉型開始的時候，各方力量同步壯大的平衡已經被打破，勞工和民眾不僅是極弱勢，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會像一百年前工業革命剛剛開始時的民眾那樣，認為自己理所當然地應該吞咽一切苦果。
兩百多年前，美國站在一個起點的時候，那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起點。當時的美國，還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家狀態。然而，對一個國家制度的檢驗，除了我們聊到的那幾根軸線之外，還有整個世界大勢的走向在對它發生影響。
美國在開始的時候，建國者們就是站在一個有點奇怪的起點。一方面，他們非常自然地理解到，新生的美國是世界貿易系統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又看煩了歐洲由利益爭鬥而起的、連綿不斷的戰爭，他們要和這個世界當時的主流——歐洲，拉開距離。所以，華盛頓總統在他著名的告別演說中說，歐洲的利益衝突和美國沒有關係，歐洲頻繁的爭議和衝突的原因與我們關心的理念很不相同。所以，美國應該保持對所有國家的善意和正義，和所有國家和睦相處。在這樣做的時候，最忌諱的是一面反對某個國家，一面又和另外一些國家過於親近。我們應該對所有國家都一視同仁，最重要的規則是，儘可能擴大貿易關係，儘可能避免政治結盟。華盛頓總統在那次告別演說中，給美國人留下的一句名言是：「避免與外部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結盟。」所以，美國在世界上曾經是長期以「孤立主義」出名的一個國家。
美國的不結盟、自顧自的方針，堅持了將近一百五十年以上。可是，就像人躲不過命運一樣，國家也躲不過世界大勢的裹挾，而世界大勢的走向自有它自己的規律。這種「自我孤立」的堅持幾經衝擊，最後被二次大戰徹底打破。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世界各國由於交流（戰爭也是一種交流方式吧），在無可抑制地越走越近。你再也不可能像美國最初一百多年中那樣，「孤立」地在自己的國家範圍里調整和修正自己的制度。
對美國來說，最明顯的例子，大概就是今天的狀態了。在「九一一」以後，恐怖戰爭開始了。隨著技術的發展，個人攻擊的能力，甚至能夠超過傳統戰爭的破壞能力。「九一一」本身，就是二十來個恐怖分子，造成了比「二戰」日本軍隊對美國珍珠港襲擊更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這還只是一個開端。技術正在以加速度發展，「九一一」以後，美國本土至今為止，還沒有再次遇到大規模的恐怖襲擊，可是大概沒有一個人敢保證，這樣的襲擊，甚至更嚴重的襲擊不會再發生。當然，這不僅是美國一個國家正在面對的問題。
所以，不僅是美國，整個世界都站在一個新局勢面前。
美國建國先賢們，他們站在一個國家的開端，站在制憲會議上，並不能預料所有這一切，他們不會料到今天甚至和核威脅相連的恐怖主義。他們只是相信，對於自由的渴望，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是和人的生存共存的。任何事情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點。
這種思維的出發點，順應著人的天性。人從誕生的第一天起，每個人都是赤條條的亞當、夏娃，每個人都是一樣，一樣自由的生命，這是平等的起源。因此，社會管理概念不是從上層權力切入，而是從人的自然權利切入。這樣的平等概念，也隱含著一個簡單道理：人也都是有弱點的，不論是英雄還是智者，無人倖免。在社會管理中，他們注重製度對人的弱點制約，在他們眼中，政治上層不僅不是天使集中的地方，而且可能是人性弱點的集合、並且被威權催大的地方。所以政府是首先需要制約的地方。
這種思維方式在這裡融化在每一個生活細節中，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東西，人們或許就把它稱為文化或者生活方式。今天恐怖主義的威脅，是世界遇到的一個新難題，站在這個難題的開端，每一個人，不論他贊同怎樣的應對方式，其實內心都是困惑的。在美國的「九一一」之後，在英國和西班牙的地鐵大爆炸之後，在印度尼西亞的大爆炸之後，不論這些國家的反應如何，本質都是一種應對的探索。從總統到平民，都僅僅是在尋找一條應對的道路，而不是已經確信無疑地找到應對的方式，更何況，事態還在迅速發展之中。
在這裡，人們仍然有一種信念，他們相信，他們可能要走一段彎路，可能有一段倒退，可是任何威脅只能阻礙人們追求自由的道路，卻不可能堵死它。也許今夜沒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