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
《紐約時報》發了三期五角大樓秘密文件後，就被法庭禁制令限令延後發表。戲在這個舞台演不下去了，就轉到了我以前提到的那個尤金·梅耶創辦的《華盛頓郵報》。
禁制令下來，最急的是那位幕後者。艾爾斯伯格看到《紐約時報》的新聞，感到極為失望和憤怒。他倒不是對司法部憤怒，也不是對法官憤怒，他是對《紐約時報》失望和憤怒。司法部和法官的反應，他都是能夠預料的，他也理解，作為司法部和法官，他們都會各司其職地做出這個職位上的人會做出的反應。他是覺得，《紐約時報》如此屈服過於簡單。要把這套政府秘密文件轟出來，他的目的是造成影響，讓公眾在知道真相的情況下形成壓力，從而迫使政府結束越南戰爭。為了這樣一個大目的，對於理想主義者的他來說，做出一些個人犧牲是理所當然的。他本人當然願意做出這種犧牲，他認為國會議員和《紐約時報》，如果必要也應該願意做出犧牲。他曾經對參議員說過，只要能結束戰爭，你們應該不惜坐牢。面對法官的禁制令，他認為《紐約時報》沒有掙扎就屈服，太輕率了。他們即使不敢公然違抗這個禁制令，也應該表示不服抗議；即使不敢公開譴責法官的命令，至少可以在報紙上留空白開個天窗，表示不滿。這種「開天窗」的做法，他在越南的時候，看到越南報紙做過。艾爾斯伯格似乎忘記了，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開天窗的做法，你就是開了天窗，美國的讀者都不一定看得懂是什麼意思。
艾爾斯伯格知道，《紐約時報》對司法部的這個案件，早晚會走到聯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會怎麼判，這很難說。他估計，判決禁止發表偷來的政府機密文件，也完全是可能的。不管怎樣，這都得至少好幾個星期。而時間這麼一拖，發表五角大樓秘密文件的衝擊力就會大大降低，對於結束戰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大了。這是他非常不願意看到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他決定再找其他媒體單位。
下一念頭是電視。電視當然是影響非常大的媒體方式。可是，電視不可能大批地發表五角大樓文件，如果《紐約時報》等報紙發表了，電視會作為新聞跟蹤。現在，《紐約時報》不能刊登，如果電視台手裡自己有了一套五角大樓文件，它們會不會發這個新聞呢？法庭禁制令是禁止報紙全文刊登五角大樓文件，並沒有禁止電視發表新聞和評論。所以他想試試和電視台聯繫。
第一家是NBC，全國廣播公司。選這家公司是因為他在電視上看到NBC董事長古特曼曾說，他支持《紐約時報》發表五角大樓文件。這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跟古特曼聯繫，古特曼在半個小時里就回話表示拒絕。
第二家是ABC，美國廣播公司。他與ABC副總裁聯繫。這一次，回應來得比較慢。ABC開了一整天的會討論這個事情，猶豫再三以後表示拒絕。
相比之下，第三家CBS，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態度要好一些。CBS最終也沒有接受艾爾斯伯格的五角大樓秘密文件，因為這個當口，國會眾議院正打算表決一個議案，指控在國會的調查中，CBS不肯交出以前有關五角大樓的一些原始影帶，是一種藐視國會的行為。艾爾斯伯格還是通情達理的，他理解CBS的難處。CBS也確實花了最長的時間來考慮艾爾斯伯格的打算。也正是根據這個反應，艾爾斯伯格後來答應接受CBS的採訪，出現在CBS著名主持人克朗凱特的「晚間新聞」節目中。
電視網的反應，其實是在情理之中的，這是出於電視業和報紙在接受政府管理上的不同。報紙歷史悠久，是自由城鎮內公共空間的一部分。所以，西方的報紙，打著地方性和城鎮自治的胎記。所謂報紙的新聞自由，其實是在這個根基上長出來的。國王不能干涉自由城鎮的公共事務，也就沒有干涉報紙的規矩。
報紙的地方性，使得歐洲報紙的新聞自由不要說沒有國王或中央政府的干預，甚至也沒有城鎮外部的干預。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由於技術的進步，為數不多的大報終於成為「全國性報紙」，但是它們不受干預的傳統在全國性的過程中沒有丟失。
電台和電視，出現得比較晚。它們和報紙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就是必須接受頻道和波長的管理。在美國，出書辦報，幾乎到了你想出就可以出的地步，你要考慮的只是錢和市場的問題：怎麼印出來，怎麼賣出去。而電台和電視不同，必須有秩序地瓜分電波空間。在一定的技術水平下，這種空間是有限的。簡單地說就是，辦電台和電視台，必須先取得政府管理部門的許可證。這許可證每年要複審，每年要重新登記頒發。這樣，就有了政府拿你一把的機會。
這也就使得電台電視台比報紙更拘謹、更膽小。倒不是怕政府來查封電台電視台，司法部和聯邦通訊管理局還沒有這個權力，但是司法部和通訊管理局可以根據管理電波的種種法令來控告電台電視台，迫使你上法庭打費時費力費錢的官司。這就夠麻煩的了。
在這短短的幾天里，最受震動的是《紐約時報》的競爭對手——《華盛頓郵報》。這時候，尤金·梅耶已經去世，報紙的當家人是尤金·梅耶的女兒凱瑟琳·格雷厄姆，她結婚後從了夫姓。
《紐約時報》在發表五角大樓文件之前精心保密，防的主要是競爭對手。報紙的聲譽和獨家報道的質量很有關係。當《紐約時報》開始刊登五角大樓秘密文件的時候，由於是星期天，官員們都在家度周末，並沒有看到方方面面跳起來。只有《華盛頓郵報》是真正地被驚動了。
可是，他們手裡沒有五角大樓秘密文件，他們在這個較量中，看來註定是要輸給《紐約時報》了。按照報界和通訊社早已有的規矩，各家報紙在版式排定付印的時候就要發一份給美聯社。其他報紙可以從美聯社取得別的報紙的樣本，而不必等到報紙在印刷機上印出來、送到街頭報攤上才能買到。《華盛頓郵報》唯一可以做的是忍辱負重，在美聯社儘早取得《紐約時報》的樣報，然後根據《紐約時報》發表的系列五角大樓文件，再加上自己掌握的背景資料，「改寫」成自己的報道，以滿足自己的讀者群對這一消息的知情需求。
這種常規做法，在外人看來也可以了，重頭內容不多不少，只是晚了一天時間。自己的讀者那兒是交代過去了，在報業同行看來，卻無異於承認自己淪為二流。這種狀態，對於《華盛頓郵報》的編輯同人來說，真是奇恥大辱。可是他們又不得不這樣做，你不可能迴避這個新聞。就像《華盛頓郵報》的一位執行編輯不無誇張地形容的：「我們一邊做，一邊抱頭痛哭。」
《華盛頓郵報》一開始的運氣真是不好。艾爾斯伯格除了將五角大樓秘密文件給了富布萊特參議員，也還部分給了一些反戰的學者，所以，民間其實還有其他一些途徑是可以通往艾爾斯伯格的。星期一早晨，也就是《紐約時報》發表了第二期五角大樓秘密文件的時候，《華盛頓郵報》的社論版編輯接到一個波士頓朋友的電話，說他理解《華盛頓郵報》目前所處的被《紐約時報》佔了上風的形勢，而他可以幫助《華盛頓郵報》得到一批五角大樓文件摘要。這位編輯激動地連忙安排會面時間。一個小時不到，有一位不告知姓名的女士步入此編輯的辦公室，無言地留下一包資料，轉身離去，消失無蹤。
這是一包直接從五角大樓文件中抽取的複印件。可惜的是，《華盛頓郵報》必須派內行專家來研讀判斷。他們白天接著晚上趕著分析，等到得出這是可靠的真文件的結論，《紐約時報》的樣報到了。大部分內容將在下一天的《紐約時報》上發表。《華盛頓郵報》的失望，可想而知。
《華盛頓郵報》只能繼續尋找可能的來源，也搞到同樣分量的文件或消息。在《紐約時報》遭到法院禁制令暫停發表五角大樓文件的時候，《華盛頓郵報》不僅沒有鬆懈，反而是加強了尋找來源的努力。他們看到，一方面這給了他們一定的時間，如果他們能找到文件，他們可以發表《紐約時報》沒有來得及發表的部分，在新聞報道上扳回一點分數；另一方面，他們知道現在新聞業遭受到了對新聞自由的挑戰，新聞業在這一點上同命運，他們可以在新聞自由這一點上扳回一點分數。
作為一家大報，他們的記者編輯也不是孤陋寡聞的人。《華盛頓郵報》的副總編巴迪堅是媒體評論出身，熟悉新聞界的人事。他是在寫了一篇尖銳批評《華盛頓郵報》的文章以後給招募進來的。他以前認識艾爾斯伯格，那時候他們都在蘭德公司工作。當《紐約時報》出現五角大樓秘密文件的時候，他就想到了這個曾經在國防部工作的熱情的反戰派研究者。
巴迪堅立即開始設法聯繫艾爾斯伯格，奇怪的是，總也找不到。電話沒人接，艾爾斯伯格好像是失蹤了一樣。一直到6月16日星期三晚上，巴迪堅接到自稱艾爾斯伯格的朋友的電話，但是什麼也不說，要求巴迪堅到外面找個公用電話打回去。
巴迪堅自然理解這是為什麼——怕竊聽。他們在談論的畢竟是國防部失竊的機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