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兄：
我接著把「五角大樓秘密文件案」給你講下去。
艾爾斯伯格試圖通過美國政府的正規途徑發表五角大樓文件的努力，屢遭挫折。其根本原因，是國會議員們受嚴格的保密規則制約，即使是在特殊情況下，也不會越軌行動。因此，艾爾斯伯格試圖發動立法分支來制約行政分支的努力，無法得到預想的效果，這是很好理解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自然想到要走的路，就是尋找更為民間的途徑，這樣的途徑更為間接，但卻是永遠可以走的，而且這樣的途徑受憲法的保護，因為涉及言論自由。權力制衡的路不通，就走言論自由的路。這條路最有效的是新聞途徑。
在這期間，艾爾斯伯格成為一個反戰積極分子，多次出席民間會議，有些是反戰組織的，有些則是學術界的。同時，他還繼續給報刊雜誌寫信，發表他對越南戰爭的看法。在這一階段，艾爾斯伯格的觀點更加明確了。他不再相信很多人的觀點，即美國是由於不了解情況，由於粗疏而在「二戰」後誤入越南的泥淖。通過對五角大樓文件的研究，他認為，「二戰」後歷屆總統一步步踏入越戰是有其主觀原因的，他們有時明明知道決策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他們睜著眼睛往裡走，其根本原因是國內的政治邏輯，誰也不願意在自己手上認輸，誰也不願意在下一次大選前表現出失敗。
艾爾斯伯格已經準備通過媒體把五角大樓文件暴露出來。既然國會議員們不公開五角大樓文件，那麼只有找新聞界，看看新聞界有沒有這個膽量。因為他知道，新聞界有「新聞自由」的憲法保護，或許膽量要大一些。可是，當他和一些律師朋友商量的時候，律師們無一例外地勸他還是走國會的路。因為只要找到一個國會議員願意在國會公布五角大樓文件，那麼至少這個國會議員由於立法豁免權的原因，還不至於進監獄，而他自己把文件捅到新聞界去，新聞界或許沒事，他卻免不了要吃官司的。
艾爾斯伯格感到，他已經沒有別的路可走了，只有走向新聞界。主意一旦打定，然後就是找誰的問題了。他去找《紐約時報》華盛頓分部的尼爾·希漢。希漢是新聞界報道越戰的一個名記者，當年為合眾國際社派駐越南的時候，艾爾斯伯格剛好也在越南，他們在越南的時候就相識。希漢的反戰觀點和他對越戰的報道是非常有名的。在親臨越戰前線報道的西方新聞界，合眾國際社的希漢、《紐約時報》的大衛·霍布斯坦和美聯社的布朗，被記者們譽為「三無畏」。希漢在《紐約時報》的書評中指出，決策越戰的美國領導人，根本就沒有好好讀過美國法律對戰爭權力的規定，也就是說，他認為，美國領導人在指導戰爭中的行為，是違反法律的。
1971年春天，艾爾斯伯格要希漢到麻省理工學院所在的坎布里奇，交給他幾千頁五角大樓秘密文件的複印件。
希漢拿到這批匪夷所思的秘密文件，立即向他的頂頭上司《紐約時報》華盛頓分部主任福蘭克爾通報。他們倆商量下來，認為有幾點是必須考慮周到的。第一，當然是這批文件的真實性，即使它們是真的，它們是不是全面地、客觀地反映了越戰決策的真實歷史？因為片面就不是真實。
第二，當時，尼克松總統已經開始逐步從越南撤軍，在這樣的時候，如果發表五角大樓文件，民眾的反應將會是什麼？
第三，希漢的消息來源，即艾爾斯伯格的動機是什麼？他們必須確定，他們是在和怎樣的一個人打交道，這是不是一個正直的人。美國新聞界的道德標準是，他們必須保護他們的消息提供者，為消息來源保密。這裡不僅有新聞界利益的成分：你不為消息來源保密，久而久之就沒有人敢冒風險向你提供消息，等於斷了長遠的消息來源。還有在新聞業成熟之後，有一種自我要求的文化和道德完整性：新聞報道是在做一件道義上正確的事，保護冒著風險提供消息的人，就是必然的道德要求。即使這種道德要求和法律衝突，也要去做。《紐約時報》記者考德威爾曾經報道過六十年代聞名的黑豹黨，後來在加州的一件刑事案件中，大陪審團要求考德威爾秘密作證，提供關於黑豹黨的消息來源，考德威爾斷然拒絕，寧可以藐視大陪審團的罪名無限期入獄。現在，同樣，希漢和《紐約時報》明確約定，他將不公開五角大樓文件的來源，甚至連他的頂頭上司也不告訴。
第四，用這一批五角大樓文件作為材料寫的報道，是否能提供足夠的反面意見，也就是說，《紐約時報》的規矩是，不願意任何報道表現出自己有傾向性。這也是成熟的美國新聞業的行規。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紐約時報》寫出來的東西，不能是蘇聯《真理報》的，不能一邊倒。
對報紙的生存來說，當然是新聞性第一。希漢的頂頭上司、華盛頓分部主任福蘭克爾在讀了希漢提供的部分文字以後，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金礦」。他馬上向《紐約時報》的總編羅森塔爾等高層人員通報，說有龐大的閱讀工作量，要求增援人手。
艾爾斯伯格告訴希漢，參議院富布萊特手裡也有這套文件，他一直在促動國會公布這套文件，只是至今暫時還不成功。他還告訴《紐約時報》，關於五角大樓秘密文件的事情，他已經在一些學術界會議上提到過，有些民間反戰組織也知道。這下，《紐約時報》更有了緊迫感，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不動作，那麼其他報社可能很快就會得到這批文件。特別是他們的競爭老對手《華盛頓郵報》和《洛杉磯時報》。
美國新聞界「刺探」政府機密來做有新聞價值的報道，這有著長久的傳統。新聞界受憲法保護的新聞自由權力，使得他們較少法律上的負擔。他們主要是自己在新聞價值和客觀影響之間做出衡量，一旦為泄密而闖了禍，政府很難讓新聞界記者因泄密本身負刑事責任而入獄。政府能夠抓的是那個把機密捅出去的傢伙。而民眾和新聞界在道德上的輿論則是，新聞界有義務保護消息來源，這種保護是道德的。提供消息的人也確實往往受到新聞界的刻意保護。很多重量級的記者，他們的主要力量就是在政府內部的一些內線關係，這是他們的飯碗，他們職業的資源。這樣一來，有些政府官員也就利用新聞界，故意把一些機密捅出去。「泄密」有時候就成了一種政治遊戲。
保護新聞來源，一直是一個大的題目，也是法庭和新聞界經常發生衝突的焦點。美國有將近三十個州有保護新聞來源的相關法律，但是規定各不相同，也不適合於以聯邦法審判的案子。由於2004年，發生了幾次相關的案子，從保護新聞自由的角度出發，最近又有參議員提出要制定聯邦法保護新聞來源，以期一勞永逸地免除記者為保護新聞來源而坐牢的危險。可是，聯邦能不能真的立法，仍然不那麼簡單。其原因是，這又是一個兩難命題。
法庭要求記者交出新聞來源，往往是涉及對被告的證詞。例如，某被告在法庭上，面對著記者宣稱自己調查出來的證據時，依據憲法有權要求面對證人。這個時候，法庭為了維持公平的審判，就必定要求記者交出調查的來源。因為假如記者的來源是不可靠的，或是誣陷，就是侵犯了被告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
因此，經常是法庭要求記者交出來源，記者站在新聞業利益和保護消息來源的道德立場上，就可能拒絕交出。這時，法庭就必須依法判記者為「藐視法庭罪」入獄。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近期都有過好幾次。一般來說，記者入獄的時間不會太長，一般審判結束，對證據的需要消失，也就放出來了。
《紐約時報》面對希漢手裡的五角大樓文件，還有一些別的顧慮。雖然這些文件都是反映歷史的老文件，但是它們卻會揭開美國陷入越戰的傷疤，可能觸痛各方面。他們會有什麼反應？社會的反應又會如何？另外，如此龐大的文件量，都是從國防部的機密中「盜竊」出來的，怎樣用來報道才是妥當的？這也是一個問題。
《紐約時報》的外交新聞編輯格林菲特曾經在國務院工作過，比較熟悉政府部門可能的反應，他又是羅森塔爾的好友，羅森塔爾就要求他總體負責這個五角大樓文件的報道，定下一個名字：「X項目」。
格林菲特立即派他的助手高爾德前往首都華盛頓協助希漢。1971年4月5日，高爾德就在離白宮不遠的十六大街的希爾頓飯店訂了兩個房間。他們倆關在房間里通讀五角大樓文件，想從新聞報道角度理出一個頭緒，怎樣連續地報道這批材料為好。他們的初步想法是：在《紐約時報》連續報道，每天十到十二個版面。他們回到紐約向高層編輯彙報，高層編輯決定，以希漢為主繼續準備報道，報社提供必要援助。
《紐約時報》的發行人索爾茲伯格一直到四月底才知道有這麼回事。老闆到底是老闆，他和幾位總裁副總裁一通氣，首先想到的是，這裡頭有沒有對付不了的法律上的麻煩。這批機密文件數量如此龐大，而且他們顯然知道，這不可能是正經官方渠道來的，以後在法庭上會碰到什麼問題，只有天曉得。再說，如果他們在報紙上公開這批秘密文件，公眾是不